□赵学法

中国自古就有祭祀祖先和崇尚圣贤的优良传统。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经董仲舒等人改造后的儒学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自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集团重要成员被尊为“先贤”，嫡传后裔得享“乡贤”美名。

今肥城境内春秋时期左丘明、孔子高徒有子（若），因文化贡献、德厚流光受到世代敬仰，其后裔无不引以为傲，把奉祀先贤当作家族要务，不惜人力物力建祠、修谱，定期举行祭拜活动，旨在弘扬先贤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激励后人继往开来、踔厉奋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随着民间祭祀先贤规模的持续扩大，大量文人墨客颂扬圣贤功德的诗文广泛传播，引起了地方官员的重视，奉祀先贤被纳入政务活动。官方考据确认先贤嫡系后人后，就大兴土木，修建专祠，申报“奉祀生”或“五经博士”，每年春秋两季以公祭形式礼祀先贤，让先贤嫡传后裔享有上流社会的优厚待遇。

名利的诱惑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先贤后裔的争袭诉讼，其中明清两朝发生的左丘明后裔和有子后裔争袭案，就曾对簿公堂、惊动朝野。

左氏两裔对簿公堂

明末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收到一份诉状，内容为左丘明后裔左皋控告另一后裔左法舜，称其冒充左丘明嫡裔，骗取左丘明墓祠“奉祀生”身份。左法舜不服，具状反诉，揭露左皋原名左夏，一人变两名必定有诈。左氏后裔两个家族各持对己有利证据：左皋出示了平阴县（原属泰安市，今属济南市）志书和邹县（今邹城市）孟庙神碑拓片；左法舜则持有家书、志书。公堂上，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左氏两家都明白这场官司的重要性——衍圣公府对先贤嫡系后裔的承认与否举足轻重，有着“一言九鼎”的作用，直接影响各级官府决策。衍圣公封号始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实行嫡传世袭制。衍圣公初为六品文职官阶，元代提升为三品，明初晋级为一品，后又“班列文官之首”。衍圣公府是全国仅次于皇宫的最大府邸，掌管着大量翔实的儒家传承资料，对先贤嫡系后裔的分布了如指掌、一清二楚。这就是孔府档案极具权威性的原因所在。如果先贤嫡系传人得不到衍圣公府的首肯，地方政府断然不会作出决定。这是历代各地认定先贤正统后裔必须遵守的规矩，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要想争得先贤“奉祀生”或“五经博士”爵位，必先通过衍圣公府这一关。

在这桩讼案中，衍圣公府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世人皆知左丘明的墓冢在肥城县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魏书·地形志》中对此亦有明确记载。衍圣公府保存的《左传精舍志》记载，左丘明为齐国姜太公后裔。太公受封于齐后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其嫡子丁公伋被立为储侯，按照周礼定制，支子印别居，以“丘”为姓，是为左丘明开祖。丁公伋传五世祸起萧墙，在齐献公攻杀胡公的斗争中，丘氏族长娄嘉率众参与其中，并杀死了胡公。宫廷政变平息后，娄嘉忧惧胡公后人寻仇报复，遂举家奔楚，世代为左史官。丘氏迁楚后为防不测，以官职为姓，改“丘”为“左”。复越12世，左史倚相生。倚相以“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深受世人推崇，被楚灵王称为“良史”。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发生“乾溪之役”，倚相为避国乱携子孙适鲁，落居齐鲁交界处的都君庄，后被鲁国聘为太史。其子左丘成、其孙左丘明继承祖业，均为鲁国太史官。左丘明年衰致仕后带走大量史籍副本，在得力门生的陪伴下返回都君庄，闭门谢客，专心致志，著成《左传》和《国语》，逝后就地安葬（参见《左传精舍志·姓谱》）。左丘明归故息影时，其嫡系族人没有随迁，世居曲阜城内，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王莽当政。左氏一族为拒绝新朝征召，集体迁回都君庄守墓而居，繁衍生息。为族人安全计，左氏大宗“去左袭丘”，恢复原有丘姓，于东汉初年建左子祠（亦称左传精舍）奉祀先祖左丘明，香火赓续，千年不息，并有历史悠久的《姓谱》《世系》传家。都君庄丘氏正统地位早已得到衍圣公府的确认，肥城县衙也于明洪武年间在城内建起了左子专祠，供官员就近祭拜。也就是说，左丘明的正宗后裔姓丘而不姓左，凡是析居他乡的左姓或丘姓，均系都君庄丘明后裔的次支，概非左丘明的嫡系传人。既然如此，迁徙他乡的左皋和左法舜争袭案就失去了意义，无论双方怎样辩解，都不能撼动肥城左丘明正统传人的地位。或许，这也是衍圣公府不理此案的根本原因。在左氏两家争讼的过程中，肥城丘氏虽然没有参与，但却给予了高度关注，进一步提高了守护墓祠和谱牒的自觉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今石横邱氏族人承袭的依然是丘氏正统。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专门下诏，为回避孔子名讳，丘氏一律加邑部为邱氏（参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九，原件现存孔府档案馆）。自此，肥城都君庄丘氏改作邱氏，续承丘氏大宗名分，履行奉祀先贤左丘明的职责。流落海外的丘氏没有受到这一诏令的限制，沿用丘氏至今。

崇明郁氏抢占先机

类似左丘明后裔家族出现的争袭案，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成为朝廷必须面对的问题。清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颁布诏令，专门规定了先贤嫡系后裔的甄别标准和管理权限，明确将设置“奉祀生”或“五经博士”的审批权收归礼部，承袭奉祀所需的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是实际存在的先贤祭祀建筑和证明嫡裔身份的族谱等文献。

朝廷诏令虽然严苛，但仍旧没能阻止先贤后裔之间争名夺利。生活在长江口崇明岛的郁氏家族，自雍正年间起便自称有子后裔。为获得合法身份，郁氏家族首先解释了从“有”到“郁”的姓氏演变，宣称有子先祖曾在鲁国郁郎（今山东滕州市滨湖镇郁郎村一带，当时为鲁国下邑）居住，并演绎出“避难加邑，志郁郎之旧也”的家族故事，为“有”添加了“右耳旁”，以示南迁者不忘故旧。只有家族内部传说还不够，实体建筑更具说服力。乾隆三年（1738年），郁氏建成先贤有子专祠，正式宣告他们的有裔身份。巧合的是，这一年，经清廷大学士徐元梦提议，有子从孔庙两庑登堂入室，进入大成殿，与“十哲”及朱子并列，成为“十二哲”之一，在儒家圣殿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崇明郁氏抓住了这一契机，果断以有子专祠为基础，向礼部申请“奉祀生”资格。礼部未经实地核查和衍圣公府证实就草率行事，仓促行文予以批准，同意郁氏族中设置“奉祀生”一人。拥有爵位身份的崇明郁氏，又从地方争取到不少祀产。郁氏乡贤的身份虽然得以确立，但没有稳固。因为45年后山东肥城县发现了有子的正宗传人。这是崇明郁氏族人始料不及的。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山东学政赵佑在肥城（老城）西北寻访到一个名曰有家庄的小村子（旧属肥城县，今属平阴县）。村里生活着13位有氏男丁，均系贫苦农民。有家庄有一处年代久远的建筑遗址，村民公认此乃早已倾圮的有氏祠堂，而有氏的祖先，就是孔子高徒有子。有子出生在有家庄，逝后亦葬故里，嫡传后裔守墓而居，次支族人相继外迁谋生。有子身后，族裔显晦不定，大部分在史书中销声匿迹。时任肥城县令的路撰接到山东学政赵佑寻获有子嫡系后裔的消息后异常兴奋。肥城县城自明洪武年间就建起了有子祠，但始终没找到有子的嫡传后裔，如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重要线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肥城县衙之所以如此重视有子嫡传后裔，缘于历任县令皆为儒家道统的忠实拥护者，无不以传承弘扬儒学为己任。于是，路撰亲赴有家庄调查核实，确认无误后捐资重建了有子祠。路撰在明察暗访的基础上，结合大多数有氏族人的意见，将时年十几岁的有守业确定为有子大宗传人、有氏第72代嫡系后裔。经过衍圣公府认定后报送礼部，为有守业申请“奉祀生”头衔。

礼部接到山东的奏报后甚是头疼，鉴于45年前已经批复崇明郁氏后人为“奉祀生”，既不想否定已有的结论，又推不倒肥城有氏嫡系后裔的身份，以致很长时间犹豫不决，拖延4年后才行文批复，同意有守业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衍圣公府出具的关于肥城有氏后裔为有子正宗传人的认证文书，无疑对这份批复起到了关键作用。入清后，衍圣公挂侍郎衔，虽然不参与朝政、不干预地方，但享有直达“上听”的权利，社会影响巨大，被朝野奉为“神明”。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热衷崇孔尊儒，不止一次前往曲阜祭拜孔子，还把女儿乔装汉家女下嫁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结为儿女亲家。衍圣公府与皇家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朝廷六部之一的礼部，既不敢得罪声名显赫的衍圣公，更不敢轻慢至高无上的皇帝，最终只得如此批复。

肥城县署得到礼部的批文后，继任县令杨续时在县城公费重建有子祠、新建“五经博士”府，并拨付大片祭田。祭田的收入一半用于祭祀，一半用于供养有氏族人，同时安排有氏一族迁居城内。自此，有子72代传人有守业被尊为“乡贤”，受到了官民的普遍敬重，实现了“阶层跨越”。

南北相较，崇明岛奉祀先贤有子的礼制规格就逊色了许多，但不能不佩服他们抢抓先机的果敢。如此一来，南有“奉祀生”，北有“五经博士”，出现了花开两支、共祀有子的局面。不过，崇明郁氏始终没有得到衍圣公府的认可，在衍圣公进京朝圣的随行队伍里，没有崇明郁氏的身影，孔府档案中亦不存崇明郁氏的片纸记载。质言之，衍圣公府只承认肥城有氏族裔为有子嫡传后裔。即便如此，礼部并未撤销崇明郁氏“奉祀生”的资格，郁氏与有氏也未争讼于朝堂，彼此各司其职、相安无事。

随着社会的变革，选拔“奉祀生”“五经博士”的制度早已废弃，官办的祀祠也淹没在了历史的尘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