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一度教师节，此时我心有所感。我们一家和教师这一职业有着深厚的情缘。从我外高祖父算起，家中便一直有担任教师或从事教学者，至今已历五代，整整150年。

我的外高祖父是泰安西关人，名叫钱寅宾，是清末的优生。他年轻时，曾开设过一座内省书屋，教授童子，后来成为教育家、“革命老人”的范明枢先生，就是他的及门弟子。泰安党史办公布的《范明枢日记》上，有他跟随钱老先生从学经历的深情追忆。外高祖父还参加了泰山上书院的重启，他书写的《重整泰山上书院碑》现在还立在普照寺。

我的外曾祖父叫钱裕珑，是泰安第一代外语教师。清末光绪年间，泰安开始兴办新学，建立了泰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外曾祖父自幼“习异国文字”，后在该学堂担任外语教师。

我的外祖父叫钱天佑，也是一名老教师。他早年在杭州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后来一直在山东教育界服务，民国时期担任过泰安乡村师范的教师。现存泰山区档案馆的《泰山天书观乡村师范教学大纲》教师名录上，就有他的名字。抗战胜利后，他参与了对济南学校的接收和整合，担任过山东第一临时中学训育主任，并于新中国成立后任曲阜师范教师。当代著名《金瓶梅》研究专家、吉林大学王汝梅教授，曲阜师大骆成烈教授，都曾是我外祖父的学生。骆成烈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多次提到，他入学时很腼腆，是钱老师——也就是我外祖父，激发他多说话、多交流，让他一块儿参加街头讲演，演活报剧，激活了他讲课的天分，让他一直从年轻讲到现在。

我的父亲叫周竞，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他的本职是专业创作（先后任职于西安作协、陕西汉中艺术馆），但还有一个似乎比文学创作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儿童教育。他义务辅导学生，讲授作文和故事，在30年的时间里，去过全国近千所大、中、小学校，讲课数千场次。《光明日报》曾专门发表过对他的访谈，介绍了他培育儿童的事迹；有人曾为他书写诗联：“忘年知音三百万，一生无冕也称王。”因为他有300万名学生听众，所以又被孩子们亲切称作“故事大王”。这个评语，是对他毕生事业的一个很好概括。

我的母亲钱传簪，曾在陕西很多学校担任过美术教师。我童年的记忆，经常闪现两个场景，一个是我跟着我妈到教研室对桌做作业，引发窗外学生的围观；一个是我坐着我爸的大轮车跟他前往各校，在台下听他讲课。我的童年时光，多是在我妈的教研室和我爸的故事会现场度过的。

虽然我自幼生长在教师家庭，但生性木讷、性格内向，自觉适合搞研究，从未设想过像先人那样登上三尺讲台。因缘巧合，我来到学校工作。在学校工作若不会上课，就算不上一个好员工，于是我在老师、同事的鼓励下，尝试开课。我曾苦练口语、揣摩技巧，费了大劲，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授课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我从校内讲到了校外，先后走上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课堂以及国家图书馆、山东图书馆等讲坛；还曾去国外一些大学开讲，如韩国庆尚大学、越南胡志明大学、德国海德堡科学院等。我不仅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还下沉到中小学，为小朋友讲。我的课还被央视编导选中，入选央视12频道的《法律讲堂·文史版》，我主讲的泰山奇案系列，现已经录制播出了十几集，据说反响还可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也算是承续家学，不堕家风了。虽然我自学出身，水平有限，能为教育教学贡献一点绵薄之力，还是感到非常欣慰。我的外高祖父曾写诗激励学生：“抗志希千古，程功惜寸阴。莫教流俗累，有愧圣贤心。”就用先祖的箴言加以自励自勉吧！

□周郢

◎ 书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