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卿

张艳丽的《消遣与启蒙之间——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是近年少有的研究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以下简称社会言情小说）的专著，该专著从“大文学史”的视野关照社会言情小说，体现了作者不仅要疏通历史流变重估文学价值，而且要在“大文学史”中为社会言情小说重新定位的学术抱负，也带给我们启示。

张艳丽认为，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断裂的民国时期，通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传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这就从整体角度肯定了这类小说的价值。我们今天还要研究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批评其曾有大量平庸之作，也不是抬高其社会学及史料价值，而是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质疑和批判的历史时期，它通过市场承担了接续和改造传统文化的责任，使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世事变迁、外族入侵、价值否定的种种风雨后还能有一线生机，还能为广大平民所接受，从而成为再造民气的一种文化力量。

从精品评价角度看，社会言情小说中确有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这类小说的品性和高度是以这些精品为代表的。我们今天研究这些精品，不只因为它们有不同于新文学的独特价值，更因其超越了类型小说的限制，挑战了僵化的文学史评价体系。研究这类精品不仅能为读者重新认识20世纪小说提供新的思考，也会促进社会言情小说精品再次进入当下读者的视野，丰富他们对20世纪文学的认知，让他们理性地接纳历史上多元共生的各类精品。

多数研究者并不承认社会言情小说具有启蒙性，从历史整体情况来看，其启蒙性的确较弱，或者说娱乐性压倒了启蒙性，但也不能说它没有启蒙性。张艳丽在专著中指出，此类小说“对百姓人生体验的原生态展示”和“与百姓感同身受的情感表达”，当然不只是单纯的生态展示，其醒世之意亦甚为鲜明，只是这种带有启蒙意味的唤醒并不强烈，作家只能展示“病痛”，开不出“药方”。这种启蒙性没有新文学来得猛烈，只借助报纸连载慢慢扩散，是靠客观情节的唤醒启蒙的，而不是像新文学那般，靠主体意识的灌输与张扬来启蒙。因此，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是“软启蒙”，新文学的启蒙是“硬启蒙”。

“软启蒙”形成的主因来自作家对“通俗性”的超越。由于社会言情小说家多出身报人，他们是受晚清以来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现代知识人，既在实际写作中坚持“通俗性”，也希望在思想意蕴、美学品格上能有现代气息和个性色彩，因此，他们内心还有对“通俗性”的超越意愿。这就使得对平民生活的“原生态展示”渗透着作家的主体批评精神，氤氲着启蒙的气息。刘云若、王度庐等人的社会言情小说精品都具有这种特征。

此外，“软启蒙”不像“硬启蒙”那样坚决，它带有本书作者强调的“游移性”。张艳丽对“游移性”做了具体说明：“社会言情小说始终游移在一般古代小说所宣扬的封建婚恋伦理思想与严肃小说所倡导的现代婚恋伦理思想之间，它既迷恋传统又反思传统，既质疑现代又不自觉地身处现代之中；它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却因主观性的判断走向困惑和迷失。”同时，张艳丽又进一步指出：“社会言情小说所追求的独立性并没有实现，然而，它在追求过程中展现出的‘游移性’却成为其区别于古代小说与严肃小说的一个独特存在。”她从整体评价的角度把“游移性”视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要思想特征是很有见地的。这种“游移性”表现为既不放弃消遣，也不放弃启蒙，常在二者之间摇摆，于是个别精品启蒙能驾驭消遣，而大多数作品用消遣压倒了启蒙。作品能克服“游移性”，成为精品小说，多半是由于作者长期压抑的启蒙思想在小说中找到了代言人，遂着意经营，用启蒙思想驱遣消遣的内容，使消遣不只是消遣，也成为刻画人物灵魂的手段。于是，小说因人物而活，因人物不死而获传世之命。

启蒙本是新文学和社会言情小说的共同追求，可至今仍有研究者不承认后者的启蒙作用。社会言情小说的“软启蒙”依市场而存在，当文学阵营因政治影响分化为左右两翼时，多数社会言情小说家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依旧坚持依托市场的“软启蒙”，实际上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启蒙力量，只是左右两翼都漠视其存在。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自由主义文学不仅影响着新文学，也影响着通俗文学。在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大阵营中都存在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反对文学商品化，但不能说商品化的文学或商业写作一定就低俗，一定就没有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商业写作随着读者趣味和思想的提升，也会与时俱进，在自觉与政治保持距离，与新文学保持距离，独立探索反映社会现实、探究人性的作品时，也会将启蒙思想融入个性化写作之中，呈现出自由主义文学特征。事实是，这些精品根植于市场，有着自由主义文学的特质，保持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其价值却长期被漠视。愿这部专著的出现能够引起学术界对社会言情小说的重视，使其被遮蔽的价值得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