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泰安市委党校 公秀丽

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由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十分关注、寄予厚望，深刻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凝结着党领导人民开展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与实践品格，是赋能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本土核心资源。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审视，沂蒙精神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绝非泛化的精神号召，而是作为可转化的组织、制度与文化资本，深度嵌入基层治理结构形成系统性效能升级。

强化党建引领，同心共治。革命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建立稳固根基，绝不是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单向推动就能实现的，其深层密码在于扎根群众，把分散的小农个体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结成目标同向、生死与共的共同体。1928年6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当前工作告同志书》指出：“我们每个同志，都该群众化，都应深入群众，都应该有领导的群众，都应该是群众中的‘战士’，都应该是群众中的‘谋臣’，都应该是群众中的‘保镖者’。所以，一个同志没有领导的群众，没有在群众中起作用，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尽上做共产党员的责任。”是群众中的“战士”，就必须冲锋在前；是群众中的“谋臣”，就必须懂得如何发动组织群众；是群众中的“保镖者”，就必须懂得时刻为了群众。这种组织逻辑恰恰切中了当前农村治理的共性痛点：部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存在“悬浮化”倾向，动员群众靠发通知、压指标，与群众形成“两张皮”的隔膜。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沂蒙经验中的组织建设，本质上是跳出了“党组织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定位局限，把党组织打造成串联党员、村民代表、社会组织、新乡贤的共治枢纽，既把党的政策要求传导到群众中，又把群众的真实诉求收集上来，激活每一个治理主体的参与动力，真正构建起上下贯通、多元协同的“同心共治”组织体系，让基层党组织从“替群众做主”的管理者，变成“帮群众做主”的服务者、“带群众做主”的组织者。

优化流程适配，交融善治。沂蒙根据地的支前体系从来不是僵化的行政流程：鲁南战役时群众组成的运输队跟着部队昼夜行军，孟良崮战役期间累计组织临时民工69万人次，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支前群众的身影。当年出台减租减息政策前，村干部先挨家挨户征求老乡意见，商量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减租比例，让群众成为治理流程的共同设计者。从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看，当前基层治理中常见的“流程空转”“责任甩锅”问题，本质上是治理机制与农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脱节：部门按固定职责划分权责，群众的跨场景诉求却找不到对应的对接通道。而沂蒙经验传承下来的“交融善治”逻辑，就是要求治理流程跟着群众需求动态调整：针对留守老人照护、邻里纠纷调解、村级产业发展等差异化场景，搭建灵活响应的协调通道，不设僵化的流程门槛，让群众有诉求时找得到人、办得成事，真正实现治理过程中党和群众的双向互动、深度交融，把过去“群众围着流程转”的单向模式变成“流程围着群众转”的双向适配模式。

深化精神浸润，共识润治。沂蒙人民当年之所以愿意“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靠的不是物质报酬的激励，而是长期并肩奋斗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跟着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这种基于共同信念形成的信任关系，是基层治理最稀缺的文化资本。当前部分农村存在的价值分散问题——邻里因宅基地边界积怨数年、红白事大操大办、公共事务无人关心，本质上是熟人社会的公共性联结弱化，缺乏共同的价值锚点。而沂蒙精神作为扎根沂蒙大地的集体记忆，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文化教材：把红嫂故事、支前记忆融入村规民约、文明评选、家风建设中，让“邻里互助、集体为先”的价值成为村民的行为自觉，就能把外在的治理约束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认同，从根源上减少矛盾，重新激活情感联结。

强化实践赋能，迭代促治。沂蒙精神从来不是凝固的历史标本，而是在实践中持续迭代的精神体系：革命战争年代的支前动员，支撑了战争年代稳固的后方治理效能；建设时期厉家寨凭借“愚公移山”精神整山治水，得到毛泽东同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形成了发动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生产治理效能；改革开放后临沂人从零起步建成江北规模最大的商贸物流集群，锻造了敢闯敢创的市场治理效能；新时代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实践，更赋予其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的新内涵。这种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提醒我们基层治理的效能提升从来没有固定模板：不管是网格化管理，还是数字乡村建设，都要以群众的真实需求为核心，不断调整优化治理手段，不搞“重面子、轻实效”的形式主义，让治理效能真正落在群众的真实获得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