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万里征途，始于草鞋。

长征，这部由一双双草鞋踏遍千山万水铸就的伟大创举，以难以形容的艰难困顿、坚定执着的信仰力量，写就了中国革命征程中一部永恒的史诗。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红军长征胜利大会师的第90个春秋，我们4位退休老友踏上了这条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红色道路——长征之路。

一路驱车两万里，走不完也走不全，更悟不透。当年的征程艰辛，岂是短短20天的车轮转动所能体悟的。想写点儿什么，但漫漫征途里的感动犹如璀璨夺目的繁星，多得不知道如何下笔。有人说，历史就是一幅由动人点滴组成的鲜活画卷，那就循着长征画卷的脉络落笔吧！

□李天波

远征与突围

瑞金被誉为“共和国的摇篮”。走进这座城市，大街小巷、楼宇公园，处处可见“红色故都”独有的印记，就算一家不大的客家餐厅，也挂着“红色庄园”字样的灯笼。所有的一切，无不彰显着红色文化的底气和魅力。

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在这瑞金的叶坪和沙洲坝两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共和国的雏形自此显现。如今，这里完好地保留了当时中央机关办公地原貌，还有“一苏大”“二苏大”会址。

叶坪有一棵古樟树，当年毛主席常于树下读书阅报。1933年，它有如神助地卡住了国民党飞机投射的一枚炸弹，保护了毛主席的安全。

沙洲坝的“红井”，是我们年少时便深深烙印在脑海中的红色地标，“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身临此地，可以深刻感知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革命初期就已融入每一次实践。正是这份初心，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劳苦大众的拥护，为长征乃至革命的胜利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在于都集结。一声集结号拉开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战略转移的序幕，举世瞩目、永垂青史的远征就此启程。

云石山位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是一座高度不足50米的小山，却有着“长征第一山”的美誉。1934年7月至10月，这里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中央红军从云石山启程时，林伯渠在梅坑村给留在苏区工作的何叔衡写了一首《别梅坑》诗，诗中“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道出一位坚定革命者在暗夜里对光明的热切期盼。

越过“第一山”，就是“第一渡”。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后，当地百姓倾其所有，献出家里的门板、床板搭建浮桥，确保了红军顺利渡过于都河。“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在这里变成不掺任何水分和杂质的现实。

有广大群众的无私支援做后盾，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在江西信丰至广东大余、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湖南宜章等区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以及湖南、广西交界湘江两岸的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下旬打响的湘江之战让人铭肌镂骨。红军为摆脱敌人围堵，在广西新圩、光华铺和觉山铺三地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阻击战，这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次生死战。由于“左”倾领导者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导致部队错失渡江的最佳时机。被逼到绝路的红军苦战五个昼夜，最终在兴安县界首渡口和全州县大坪、凤凰嘴、屏山渡口艰难地渡过湘江。这场战役，红军以兵力折损过半的惨痛代价突出重围。长征启程仅一个多月，红军主力就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泣血，山河哀鸣，那些本可避免的牺牲，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站在当年艰难渡江的界首和大坪渡口，90年前的战火硝烟在脑海中一一复原，触动着我的内心。临时渡江指挥部旧址“三官堂”在滔滔湘江水的陪伴下不停诉说着“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惨烈，以及渡江时的悲壮场景。

在广西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和兴安县兴安镇的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内，不计其数的无名烈士墓碑静静伫立，展现红军将士激昂斗志的“红军魂”雕塑巍然挺立，一组组浸满鲜血的遗物默默陈列。它们未言悲怆，却铭记着红军战士用生命蹚出的希望之路。

滋养两岸百姓的湘江，曾是中国革命征程中一道凝血的难坎。“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是百姓最朴实、最真诚的执念，也是对牺牲的红军将士最深情的祭奠。

硝烟过后随风去，命运不负奋斗人。尽管“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让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但这场突围，也为后续遵义会议纠正军事指挥错误、重新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创造了关键条件。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马灯下的抉择

我们循着红军当年的足迹，从桂北兴安县启程，一路经湘南通道、靖州县，辗转进入贵州的黎平县与遵义市。起初，我们本想好好欣赏大自然赐予的美景，可沿途随处可见的红色印记，却将这份赏景的心境切割成了碎片。红六军团西征新厂战斗旧址、马路口、红军桥……红色印记指不胜屈。我们的思绪跟随这些印记变化，不断搜寻着过往的瞬间。

在途经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老王脚村时，我们看到了一座民族团结桥。一桥横跨玉带河，架起的不仅是方便侗民出行的通道，还是军民的团结之心。我联想到在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的一首落款为“黄孟矮”的五言诗：“朱毛过傜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傜胞把家还。”讲解员说，这首诗刻在越城岭观音岩石壁上，“黄孟矮”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全体瑶胞。我们没去越城岭，也未见石刻，但从文字中可以看出红军把瑶民当自己人看待的真挚感情，以及瑶胞对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尊崇和对红军执行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

被湘江战役硝烟裹挟的中央红军翻过越城岭、走过老山界，进入湖南后，对前进的方向产生了疑惑，向北还是向西？曾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中有记：“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湘江战役中红军的巨大牺牲，让党内军内对“左”倾错误有了最直接的判断：错误路线行不通。“改变领导，明确正确路线和方向”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这事关红军存亡和革命前途的关口，毛泽东从不断变化的形势出发，向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提出建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极力推动下，党中央和红军高层拉开了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错误反思和斗争的序幕。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党中央接连召开4次重要会议，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我们怀着敬仰之心瞻仰了这些会议会址，史实不必赘述，但那时抉择的艰难和背后深藏的感动，却不能不细细品味。

1934年12月12日傍晚，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在“一脚踏三省”的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当时已被剥夺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是在周恩来、朱德的力邀下参加了会议。

当我们来到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时，标有“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恭城书院朗然入目，这座木构侗族古书院黛墨的轮廓，在白色勾勒出的屋脊和瓦当衬托下，尽显古朴清雅，又带着几分别致。不置身其中，永远无法想象那段唇枪舌剑的往事，也难以领悟当时争论的艰难和激烈。

位卑未敢忘忧国。失去红军领导权、坐在会议桌一角的毛泽东凭着实事求是的勇气，第一次公开对错误的军事部署提出反对意见。他极力反对实施北上湘西计划，主张避实就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兵。其主张得到了众多同志的认同和支持，中央临时更改了行军方向。这成为红军长征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开端。

有人说，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让历史细节变得模糊，但永远不会抹去历史事件本身的光芒。通道，这个通达湘、桂、黔的“南楚极地”，以其地名意蕴暗含的历史巧合与大势必然，为处于绝境的红军打开了一条实施战略转向的正确通道。

黎平是一座位于黔东南的古城，其核心区域翘街因两端高中间低而得名，也称“扁担街”。走在这条遍布明清古建的历史街区，可感受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红色气息。就是这条“翘起的扁担”，在92年前挑起了决定红军路线的历史重任。

1934年的12月18日，党中央在翘街一个名为“胡荣顺”的店铺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晚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转兵贵州、到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有史料记载，当周恩来把会议决定译文送给因病没有参会的李德看时，李德大发雷霆，执意反对会议决定。一向温和的周恩来被激怒，严厉批评了李德，气愤之下拍了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了起来。

这一拍，拍出了中国共产党扭转被动盲从的新局面，为日后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拉开了序幕，让漆黑路上行军的红军在黎平看到了黎明。

提到遵义会议，就绕不开“遵义会议前夜”，即在瓮安县猴场召开的、从1934年12月31日晚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的跨年政治局会议。我们此行没去猴场，但猴场会议的重要性早已深深刻在脑海里。“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开启了重大军事事项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新纪元。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扫清了红军沿正确方向前行的组织和军事上的障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重新获得认可，事实上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长征路上的马灯足以证明：真正的革命者从不在乎自己的地位起伏和名利得失，这份纯粹与坚定，就是支撑革命走向胜利最坚强的力量。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砥砺前行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红军迎来了一个伟大转折，但正义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红军在坎坷的征程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停地劈波斩浪、求索光明。我们跟随这段历史的脚步，辗转于黔、滇、川等红军长征的遗址遗迹，感悟那砥砺前行的刚毅和不屈。

贵州习水有一座建于汉武帝时期的小镇——土城古镇，这里的红色遗迹数不胜数。从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到红军街上的红军机关驻地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居住旧址，处处彰显着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

1935年1月29日红军由土城、元厚等地西渡赤水进入川南，又经四川古蔺二渡赤水东返贵州，再从仁怀茅台三渡赤水西进川南，四渡赤水又复向东南，一路迂回曲折，在长征这条用脚步画出的红飘带上结出一个大大的同心结，军事史中的“神来之笔”就此诞生。

蜿蜒曲折的赤水河，滋润着云贵川生生不息的生命和文明，也承载着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坚毅品格与昂扬斗志。二渡赤水后，红军抢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此外，扎西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左”倾领导者失去主要领导权。“一盏马灯明道路，三人小组定乾坤”，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最高军事决策圈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阶段。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长征如是，革命亦如是。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仍然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摆脱敌人，实现北上的目标，1935年3月底，红军在贵州南渡乌江，随后进入云南，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变被动为主动。5月初，红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7名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为红军主力渡河打开了关键缺口。

从赤水河畔到大渡河口，一路的江河奔流，一路的思绪翻腾。中央红军在“三人军事小组”的正确指挥下，在近4个月的时间内跨越多条江河，巧妙地穿插于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之间，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是何等的军事奇迹！红军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游击战思想，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令人难忘的是，在红军北上的过程中，彝族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错误宣传的影响，对红军产生偏见。刘伯承从民族大义出发，与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以水代酒，在凉山州冕宁县彝海边歃血为盟。红军以仁义之师取得彝族同胞的信任，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鲜红的旗帜自此在彝海边迎风飘扬。

往北走，想要在敌人的围困中踏出一条生路，只能面对环境恶劣的雪山草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经过雅安宝兴县，在藏族同胞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胜利会师。

如今，我们驱车经过硗碛乡夹金山村的泽根藏寨，穿越已经建有隧道的夹金山抵达小金县时，高海拔带来的呼吸急促、四肢乏力之感仍十分明显。遥想当年，红军在该地区负重徒步翻越山脊，是多么艰苦。“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高傲的雪山没能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影响胜利会师的喜悦。

达维会师为红军继续前行汇聚了力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从阿坝州懋功出发，经两河口继续北上，翻越梦笔山抵达马尔康的卓克基土司官寨，顺利完成筹粮、休整等重点工作。其间，两河口会议召开，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明确了加强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统一领导指挥、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行动方向。

我们驱车穿越现已如诗如画的若尔盖大草原时，只能想象红军当年的困顿艰辛。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用荒草、油布御寒，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成功穿越草地，抵达若尔盖县的班佑和巴西。

与曲折坎坷的道路相比，路线分歧引发的分裂斗争更加可怕。两河口会议后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拒不服从党中央确定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严重分裂红军、危害中央。1935年9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巴西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应对策略及下一步的方向。彼时，张国焘密令混编在右路军的陈昌浩率原红四方面军南下，意图通过军事行动阻断中央继续北上。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内部冲突。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长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曲曲折折，跌宕起伏。红军将士在不停的斗争磨难中历练出踏平坎坷、砥砺前行的意志和力量。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向北斗

皑皑雪山、茫茫草地和惊心动魄的分裂斗争，动摇不了中央红军攻坚克难、北上抗日的执着信念。他们勠力同心、磨砺以须，跨过岷山、迭山山脉，向甘肃、向北斗坚毅挺进。

1935年深秋，唱着包座战役的凯歌，中央红军从川西若尔盖求吉乡奔赴岷山北麓的甘南迭部县达拉乡。这段翻山涉水之道，群峰叠嶂、沟深谷窄，狭谷两侧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如今，即便驾车行驶在连通甘川的S231公路上，仍没有观景的心思。道路忽高忽低、弯转不断，由此不难想象红军行军时何等艰辛。

荆棘载途尚须负芒披苇。经辗转跋涉，红军抵达俄界村（即高吉村）。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说明张国焘的分裂错误，明确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会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前往旺藏乡茨日那村，在此作出3天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的决定。如今走进这个决策地，整洁的藏族村寨与90年前的历史遗存交相辉映。漫步村中，“辣子情缘”雕塑、长征诗词浮雕长廊、毛主席居住的小木楼依次入目。与老乡攀谈，他们和善的话语、骄傲的眼神，伴着高原红的脸颊，满是亲切感，我们恰如毛主席当时所言“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沿沟谷前行，不远处就是腊子口战役旧址，这里山峰对峙，峡口如刀削斧劈。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巍然屹立，诉说着当年红军攻破天险的壮烈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纪念碑高9.16米，寓意1935年9月16日攻破天险腊子口，宽2.5米，象征着长征二万五千里。凭借这场战役，红军打开了从川西北进入甘南的咽喉要道，跨越长征最后一道天险，扫除了北上抗日的最后一道障碍。从此，中央红军正式踏入陕甘开阔地带，即将迎来春雷喜雨。

狂澜既倒不可止，勇往直前势难移。循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脚步，我们从腊子口出发，来到陇南市宕昌县的哈达铺。从纪念馆到红军门，在黑瓦杏黄墙的土木结构房屋的衬托下，铺满整条街道的红色符号让人心中瞬间涌起一股暖流。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在此驻扎休整期间，发现邮政代办所里的《大公报》刊有“陕北有红军根据地”的消息，从而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原定方针。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作出将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大本营放到陕北的重大决策。历经山重水复，红军终于迎来柳暗花明，“到陕北去”的口号响彻征程。从此，广袤的黄土高原承托起抗日斗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

面对长征的曙光，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毛主席感慨万千。回顾长征路上跨过的无数沟坎，他挥笔写下了慷慨激昂的《七律·长征》。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这个长征“加油站”后，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经磨难，终于在黄土高原上落了脚、安了家，历时1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在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有一座象征长征轨迹、灵动飘逸的红色雕塑，毛主席“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的精辟论断，为万里长征，为陕北地位，也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最形象、最精准的结论。

吴起县有一处“新窑院”，是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就设在这里。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切断长征路上敌人追兵的“切尾巴战役”，为红军大会师、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彻底扫除了军事威胁。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在甘肃将台堡、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共跨越14个省的伟大创举——红军长征全面结束。

如今走进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馆，红军会师时的兴奋情景恍若就在眼前，而此前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也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浮现。不说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也不说征途上战斗的惨烈，仅一个细节便足以说明黎明前的黑暗是多么的无情。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关键时刻，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力劝张国焘放弃分裂行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也极力反对，最终逼迫张国焘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当他们辗转抵达会宁时，原来的八万大军仅剩三四万人。徐向前曾摸着会宁县会师门上的弹孔对李先念说：“南下的代价，比过草地大十倍啊！”

历史不会忘记，张浩等坚定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其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3月病逝后，毛主席亲自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联，并与朱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为其抬棺。这一饱含深情的细节，从党的最高领导层面，给予了“革命的贵人”张浩同志至高肯定。

毛主席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会宁会师，代表长征的完结、新局面的开始。从此，瑞金的星星之火经过长征的洗礼，开始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呈现出燎原之势。

奇迹般的长征用事实证明，斗折蛇行从来不是逃避，而是更好地燃烧发光。红军将士面对突如其来、难以预料的阻挠和斗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纠偏、调整方向，用意志踏平了所有坎坷，筑牢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写在最后

长征始于战略转移，历经千难万险，结束在陕北；新中国源于瑞金星火，不停擎炬前行，燎原于黄土高坡！九十载岁月，抹不掉艰难困苦的记忆，写就了名垂青史的佳话。我们重走长征路，感悟了这条“红飘带”凝结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场矢志不渝的精神远征，化作青山不墨的千秋画卷、流水无弦的万古琴声，激励我们在新征程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