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伟 颜雯雯 刘琳琳

泰山，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不仅是帝王封禅、百姓祈福的圣地，还是一个承载着深厚道德理想与文化品格的文化符号。在泰山脚下，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帝王，不是名将，却在百姓心中活成了一座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良吏。历代良吏以清廉、刚正、爱民、兴教的实际行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泰山良吏文化”，书写了一部与“封禅史”同样厚重、却更接地气的“良吏史”。

●泰山之“正”——敢骂侯爷的戴经

泰山文化讲究“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更讲究一个“正”字。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浙江嘉兴人戴经出任泰安知州。当时的泰安是“东岳巨镇”，士大夫登山祈福频繁，官府开销巨大。前任们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权贵的种种要求尽量满足。戴经却偏不。他大幅缩减经费，不媚上官。百姓感念，权贵记恨。最著名的一件事：京师尼姑赴泰山上香，陪同的侯爷竟要求戴经向尼姑下拜。戴经当场怒斥侯爷“夤缘攀附”，眼中无“义”，气得侯爷脸色铁青。

正德皇帝欲亲祭泰山，上司令戴经敛财迎驾。戴经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即便以身殉职，我也不愿鱼肉百姓！”结果可想而知——被弹劾贬官，弃官归田。

他有多清廉？到任时两个箱子，离任时还是两个箱子；曾暂取官资缣丝布赏捕盗者，离任时坚持用自己俸金补还。州人称赞：“一私不行，一钱不取。”

这就是泰山文化中的“正”，宁折不弯，刚正不阿。

●泰山之“仁”——傅镇邦与傅公街

泰山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是“仁”，是“厚德载物”。

清初顺治年间，百废待兴，泰安土地瘠薄，民无余粮。辽宁辽阳人傅镇邦以荫生任泰安知州。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抚流亡，恢复生产。

当时全国统一清丈地亩，步弓尺寸各地不一。傅镇邦以“土瘠民贫”为由，据理力争，最终确定了四尺步弓法。百姓欢欣鼓舞。他清丈地亩、豁免盐当两商钱粮的事迹，被刻在《关帝庙地界四至碑》上。顺治十一年（1654年），傅镇邦在城北旷野建房招商，此地几年后发展成繁华市巷。百姓自发将这里命名为“傅公街”，并把傅镇邦附祀于城西门的包公祠中。

一条街，一座祠，一个名字，这是百姓能给一个官员的最高礼遇。傅镇邦的治理，正是泰山文化“厚德载物”“以民为本”的生动写照。

●泰山之“文”——毛澂与“山东小学第一”

如果说戴经代表了泰山之“正”，傅镇邦代表了泰山之“仁”，那么毛澂则代表了泰山之“文”。毛澂，四川仁寿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六年（1900年）、二十八年（1902年）三次出任泰安知县。他是泰山良吏中最为全面的一位。

保护文物，他毫不含糊。光绪二十年（1894年），秦篆刻石被盗。那是泰山最珍贵的文物之一。毛澂“大索十日”，迫使窃贼将国宝弃于城北门桥下。他还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蒿里山神祠。

创办新学，他倾尽心血。毛澂自捐俸禄，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等学堂，开设外语课，搜集中外书籍、科学仪器。又设师范学堂、半日学堂、阅报所，将全县分为五大学区、三十一小区，共建小学一百八十五所。山东巡抚周馥看到后，由衷赞叹：“山东小学第一！”

革除陋俗，他敢动真格。泰山舍身崖旧有投崖祈寿之俗，毛澂下令禁止，严加防御。

美化泰山，他走在前列。他在金山、虎山、岱顶等处植树造林，设农桑会，这是泰安最早的林业组织。又建西溪石亭、酌泉亭，修复对岱亭、环翠亭。

一个官员，既抓文物保护，又抓文化教育；既抓风俗改良，又抓生态建设，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全能型选手”。陈荣昌在《兴学记》中赞曰：“泰山之石兮，以铭公之绩兮；汶水之流兮，吾以拟令君之泽兮。”

●泰山之“重”——萧大亨与“单骑出塞”

泰山之“重”，是“一言九鼎”的分量。

萧大亨，泰安本地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是泰山籍良吏的代表。

他长期镇守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当时鞑靼频繁犯边，朝中主战声浪很高。萧大亨却力主和议。他不是怯战，而是深知：战争，百姓最苦。哈不慎犯边，萧大亨“单骑出塞”，晓以大义。火落赤等部破洮州，朝议欲战，萧大亨力排众议，主张“抚顺剿叛”，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但他也绝不做“和平花瓶”，“一意修备”，加固城池，操练兵马，使和平更有保障。入朝为刑部、兵部尚书后，他两次弹劾辽东税监高淮，表现出超人之胆识。他还著《夷俗记》，详细记录鞑靼风俗，为民族关系研究留下珍贵文献。

一个泰山之子，在边塞、朝堂上展现了“泰山之重”与“泰山之正”。他不畏权贵、不轻启战端、不忘文教，是泰山文化“重义轻利”“崇德尚贤”的杰出代表。

●泰山之“实”——张迎芳与“张橛子”

在泰安百姓口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外号——“张橛子”。橛子，就是木桩子，钉在那里，纹丝不动，又硬又直。

张迎芳，湖北应城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泰安知州。他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偶有失误，便自打耳光。康熙东巡，他不扰民，只简单清扫。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常骑驴下乡，系驴于树下，自呼“州官来了”，百姓围拢，有冤即断。这哪像个知州？分明是个“村官”。宗人府李廷松致祭泰山，索要渡船。张迎芳怒曰：“汶河枯水，实在不行，我自背您渡河！”李廷松只好收回命令。百姓感念，立“张公渡”碑。

他卒于任上，遗产仅几筐图籍。《聊斋志异·一员官》中的“张橛子”，写的就是他。蒲松龄笔下，一个“橛子”官员，成了千古绝唱。

●泰山之“崇”——赵国麟与青岩书院

赵国麟，泰安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是泰山籍良吏的又一代表。

在内黄县大灾时，他开仓放粮数万石，救活数万百姓。黄河决堤，他亲率吏民昼夜严防，捐银加筑河堤，筑太行堤百余里，开支河数道，长垣自此无水患。任福建巡抚任时，当地有女子殉夫陋俗，他上疏革除。他还奏请开放山陕煤矿，为民便利。乾隆帝称其奏请“无私心”。

他有多清廉？死后留给子孙的只有一屋古书。藏书多善本，《四库全书》著录的《孙明复小集》即其所藏。他创办青岩书院，亲自主讲，来学者数百人。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任福建巡抚时，他常到鳌峰书院讲学。钱塘陈兆仑称：“坐一日抵十年养气。”

一个大学士，以藏书传家，以书院育人，这正是泰山文化“崇文重教”“清廉自守”的深厚传统。

●泰山之“化”——徐宗干与“泰安十年”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道光三年（1823年）起任泰安知县，任职十年。他是“奉法循理”的典型。

泰安境内“掖刀会”横行，他率壮丁入山，擒获匪首，驱散余党，徂徕一带重获安宁。

马劳氏为母祈愿，自焚于岱顶。有人请旌表，徐宗干不允，撰《爱身崖说》驳斥舍身之荒谬，垒高墙、设巡查，禁绝陋俗。

他捐银千两，倡修岱麓书院，购经史、聘名师、亲授课，制定条规，使书院兴盛，人才辈出。又建醴泉义塾，定《义学条规》，规范教学。

他修《泰安县志》，体例独创，学界评价极高。建文峰塔于社首山，提倡文教。摹刻孔子像于孔子崖，重修和圣祠、五贤祠，作《景贤咏》六章，崇祀孙复、石介、萧大亨、李汝桂、宋焘、赵国麟。

他还整修泰安至界首大道四十五里，建桥七座。倡议捐救火器具，劝民蓄水。移存秦篆刻石，保护文物。

离任时，百姓“攀辕遮道”，奉衣伞不绝。徐宗干用十年时间，诠释了什么叫“以文化人”。

●共性——泰山良吏的七张面孔和一个灵魂

戴经、傅镇邦、毛澂、萧大亨、张迎芳、赵国麟、徐宗干——七张面孔，七个故事，却有一个共同的灵魂。

清廉自守，以俭养德。戴经“一钱不取”，张迎芳“室无长物”，赵国麟“身无长物”。清廉是良吏的共同底色。

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戴经怒斥侯爷，张迎芳号称“张橛子”，萧大亨弹劾高淮。他们不附势、不媚上。

爱民如子，以民为本。傅镇邦招抚流亡，毛澂捐俸办学，赵国麟开仓放粮。百姓疾苦，永远放在首位。

兴教崇文，以文化人。毛澂创办新学百余所，徐宗干复兴岱麓书院，赵国麟创建青岩书院。他们深知“教化”是治道之本。

务实勤政，不务虚名。张迎芳骑驴下乡，戴经缩减经费，萧大亨“一意修备”。不搞形式主义，不务虚名。

这五种品质，与泰山文化中的“正”“仁”“重”“文”“实”高度契合。

泰安历史上的良吏，以清廉、刚正、爱民、兴教的实践，在泰山脚下书写了一部动人的“良吏史”。他们或来自江南，或出自辽东，或生于蜀地，或长于泰山，但都在泰山文化的熏陶下，成为百姓心中的“青天”“大贤”。

泰山良吏文化，是泰山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脉。它不仅是历史的回响，还是当代的镜鉴。愿泰山良吏的精神如泰山一样，永立于天地之间，激励后人。

作者单位系中共泰安市委党史研究院（泰安市地方史志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