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保胜

四禅寺、法云禅寺、光化寺等寺院，是徂徕山的历史文化名片。但是，受历史资料遗失和文物损毁等诸多因素影响，以上寺院的历史曾几度断裂，难以完整梳理，颇为可惜。本文立足于现存的碑刻、地方史志，结合历史上佛教的兴衰，考证了四禅寺与法云禅寺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关系。一是四禅寺始建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于1162年至1172年由法润、福灯等禅师参与或主持重修；几乎与此同时，福灯于1171年至1176年另建新寺法云禅寺。二是从历史的演进看，四禅寺的历史远比法云禅寺悠久；法云禅寺是宋辽金元时期佛教兴盛、寺院迭起的产物。三是四禅寺、法云禅寺无“同根”之说，但自1176年法云禅寺建设完成，两寺同时并存。厘清四禅寺与法云禅寺的历史渊源，可为弘扬徂徕山历史文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山东快速发展，泰山周边成为山东地区佛教中心。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山东地区全面兴盛，以泰安地区为中心，南下至东平，东进由徂徕山扩展到新泰周边地区。宋辽金元时期佛教迎来又一个兴盛期，其间人们崇佛兴寺，四禅寺、法云禅寺、光化寺等寺院，迎来了重修或新建高潮。但是，一些历史事件造成大量的历史资料遗失和文物损毁，以上诸多寺院的历史曾几度断裂，特别是四禅寺与法云禅寺的历史渊源。部分史志资料和媒体称“法云禅寺在古四禅寺遗址的基础上由僧人福灯于1162年重修”“四禅寺与法云禅寺同根同源”，与史实不符。

●四禅寺、法云禅寺现状

四禅寺坐落于徂徕山西麓团山之阳、房村镇大寺前以北，1996年由徂徕山林场主持重建。该寺分为两部分，中间为寺院，东西两侧为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寺院东侧纪念馆内有金代碑刻1通、清代碑刻3通、民国碑刻1通，还有1996年10月所立《重修四禅寺碑记》等。其中，金代所立《四禅寺敕牒碑》是最有历史价值的碑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所立《重修四禅寺碑》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所立《重修四禅寺碑》也清晰地记述了四禅寺的历史变迁。

自四禅寺驱车南行约2.5公里可达法云禅寺。法云禅寺坐落于房村镇黑石埠村东南约1.5公里处，主体建筑为2011年重建。寺院也分为两部分，东侧为寺院主体，西侧为僧人、信众生活区。寺内除了一口古钟（铸造时间不可考）和民国石刻1通（已破损），其他都是近十余年所立碑刻，历史文献价值有限。

●四禅寺历史沿革

四禅寺始建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有多方文献佐证。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载：“徂徕山南羊栏村有四禅寺废基，石佛断碑尚存，创建于北齐河清二年。”尽管所述四禅寺的位置并不准确，但指明了“四禅寺始建于北齐河清二年”这一历史事实，是现存可查资料中四禅寺确切创寺时间的最早记录。

《泰山道里记》载：“西五里为团山，有古四禅寺，北齐河清二年创建，金大定二年奉敕重建，赐额‘法云禅寺’，有敕牒碑。”

《泰安县志》载：“古四禅寺，在徂徕山之阳团山下。北齐河清二年创建，金元重修。清乾隆三十四年秋大雨，山水横溢，寺基无存。”清乾隆三十四年为公元1769年。

民国《重修泰安县志·舆地志建置》载：“四禅寺，在徂徕山西麓团山下，距县城四十五里。北齐河清二年建。金元重修；清乾隆己丑年，山雨坏决，复修建。”清乾隆己丑年为公元1769年。

1924年所立《重修四禅寺碑》载：“乾隆年，寺没于水，北迁斯址，重行建设，规模则远不逮昔矣。”此址为1996年重修的四禅寺的位置，系寺院在金代重修基址上再度北迁后的位置。

自北齐河清二年创建至隋唐宋时期，目前未见有关四禅寺的文字记载，至金大定二年重修时，四禅寺只剩废基。也正是此次重修，四禅寺的文字记载迎来一个转折点。1172年所立《四禅寺敕牒碑》、1924年所立《重修四禅寺碑》、《泰安县志》等皆有四禅寺重修情况的记载，自此，四禅寺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法云禅寺历史沿革

相较于四禅寺较早便有文献记载，法云禅寺直至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重修法云寺碑》刊立，方有明确文字记载，然碑文部分记载与史实相悖。受该碑文的影响，关心徂徕山佛教传播及寺院建设历史的学者在认识上也出现分歧。

金大定十六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是关于修建法云禅寺的最早记载，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记录了1468年、1504年两次重修法云禅寺的史实，可惜两通古碑今已不存。

结合历次重修（包括初建）的历史记载和实地走访考察情况分析，目前法云禅寺的位置应为1176年建设之址。

●四禅寺与法云禅寺的历史渊源

四禅寺的历史始于公元563年，是有确切历史资料记载的。而法云禅寺的历史则始于1171年动工、1176年建成。二者均与僧人福灯密切相关。

福灯，金代初曲阜人，俗姓屈，年少时慕善出家，投济南开元寺普贤院，师从紫真教大师善慧。受善慧大师“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佛道至妙，苟非我辈，孰能阐扬”的启示，到徂徕山“择有缘之地，以回胜事”。福灯与泰安军奉符县天封寺僧法润曾结庵上峪，“或迎送约束，或求化僧储”，其间“观其四禅古迹，未尝不恻然动怀”，遂于1162年至1172年主持重修了四禅寺，于1171年至1176年新建了法云禅寺（并非在古四禅寺的废基上重修），并分别立《四禅寺敕牒碑》《重修法云寺碑》以纪念。这些事实，以上两碑文可予以力证。

《四禅寺敕牒碑》现存于四禅寺内，但字迹多已模糊难辨，实为可惜。《岱览》载：“右碑，高二尺七寸，广二尺四寸。作二层。”以下为碑文。

（上层）尚书礼部牒

泰安军奉符县天封寺僧法润、东平府普照寺受业僧普汶、太平镇庆成院受业僧义政，状告见住本□□□□□□□四禅庵。本庵房屋系五十间已上自来别无名额，依奉上畔，已经本军军资库纳讫，合有钱数，乞立寺额须至给赐者。

牒奉

敕可，特赐法云禅寺，牒至准敕。故牒

大定贰年贰月□日，令史向升昇（押），主事安（押）

中宪大夫行员外郎李（无押）

宣威将军郎中耶律（无押）

侍郎、正奉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修国史王（押）

（下层）徂徕山之西峪有寺基□，相传曰古四禅寺。数代老宿结庵作室居之，仅就绪矣。大定二年冬，有前住持法润等，经官纳钱，赐额“法云”。润既法□光檀越，乃命福灯□为□□□，窃见□势峻侧，山水冲注，难以修盖，□□□□□□□□□□故址瓦砾犹在，因以兴建，遂具状告官，许令移徙今所建之地。□□□□□□□□□□□□□□□□□□恐后□□□不知其由，迺将寺敕刊勒贞石，为远久之传云。

时大定岁次壬辰庚戌月甲午日纪。

南王村：维那首韩法圆、耿法林、蒋法莹、韩友、韩遹、蒋存、杨宥、皇明常。

西朱村：维那首张明宽、高法元、毕政、王琮、张清、任成、密仙。

劝缘住持沙门福灯立石。

西王村：木匠王真、石匠王永模刊。

从以上碑文可知：

“法云禅寺”名额是金“大定贰年贰月□日”即1162年，由金国朝廷敕得，获官方批准。

取得“法云禅寺”名额需向官方交纳费用：（上层）碑文“已经本军军资库纳讫，合有钱数”；（下层）碑文“大定二年冬，有前住持法润等，经官纳钱，赐额‘法云’”。此条表明，名额是花钱买来的，至于花了多少钱，后文1176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中有确切的记载。

“本庵房屋系五十间已上自来别无名额”只是一种说辞，并不符合事实，申请敕牒时并无庵房而是只剩“寺基”（徂徕山之西峪有寺基□，相传曰古四禅寺），这也是重修四禅寺的原因所在。此条意义在于表明：1176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文中的内容亦有不合事实之处，只不过是为了取得或使用敕牒而采取的一种说辞罢了。

此次重修四禅寺，已不在原址，新址在哪里？并未明确给出，而是“许令移徙今所建之地”。《重修法云寺碑》中有记载：“于是去古基北数百步间，选地数亩，形势爽垲，宜建佛宫。”按说这应当是法云禅寺的建设选址，但是细读全文，结合民国1924年立《重修四禅寺碑》所载内容，并经实地查看，可知这一记载实为四禅寺的新址。此次重修四禅寺，新址在原址向北数百步间，这才符合实际情况。

该碑立于1172年。“时大定岁次壬辰庚戌月甲午日”，“大定岁次壬辰（年）”即为1172年。此条的意义在于表明，四禅寺的重修已于1172年完成，符合“功成碑立”的文化传统。“庚戌月”指农历九月，“甲午日”为干支记日法。

关于四禅寺重修后是否使用“法云禅寺”名额，碑文中并未明示。推测使用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当初乞得金廷敕牒“法云禅寺”，就是准备用于重修四禅寺的新名额，但未使用长久。在位于“他山”之侧、谷积山之东的寺院于1176年建设完成后，“法云禅寺”才真正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新建的该寺所专用，四禅寺恢复了其古名。也正是有曾经的重名之嫌，结合寺院规模，为方便区分，民间才有了“大寺”“小寺”之称谓。

该碑由僧人福灯主持刊立。此条意义在于，结合碑文内容表明重新修建四禅寺的主要组织或参与者是僧人福灯。

综上，四禅寺的重修由福灯等僧人主持，自1162年已着手进行，至1172年“庚戌月”立碑时重建完成，位置就在古四禅寺北数百步间（但不是现在四禅寺所在的位置，四禅寺的历史沿革中已陈述）。

再看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所立《重修法云寺碑》（已亡佚）。

《岱览》载：“右碑，亦分上下二层，上层刻敕牒，与四禅寺牒文皆同，惟牒文见住本下‘军奉符县羊栏村’七字未损，及‘拾贰月’与四禅寺牒云‘贰月’者稍异耳。”

此时，不禁令人疑惑：两所寺院为何用相同的敕牒？都使用“法云禅寺”名额呢？

“亦分上下二层”的“亦”字，也能让人体会到《岱览》作者唐仲冕对《四禅寺敕牒碑》与《重修法云寺碑》之间的关系存在疑问。

因上层与《四禅寺敕牒碑》牒文相同，不再录入。

碑文：

重修法云寺之记

徂徕山南羊栏村有四禅寺废基，石佛断碑尚存，创建于北齐河清二年。今有僧福灯者，兖州曲阜人也，俗姓屈氏，爰从妙龄，慕善出家，为童行。时云游济南，投开元寺普贤院。安居日久，礼僧赐紫真教大师善慧为门人，受业披剃。厥后，出入起居，事师之礼，□罔不循。一日语福灯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佛道至妙，苟非我辈，孰能阐扬？汝其念之，当择有缘之地，以回胜事。”他日，福灯飞锡北来，故照此所有大因缘，与僧法润等，结庵上峪。或迎送约束，或求化僧储，往来维行斯地。观其四禅古迹，未尝不恻然动怀。屡见檀越高年硕德，具说修建之意，翕然喜从。有西朱村《华严经》藏主张明宽、南王村韩法圆，俱受五戒，自后酒肉荤腥，特不濡唇。二公同志，悦清净、慕山林，凡百正己，惠贫放物，仁义兼行，为里人所重。举事推诚，住持僧福灯坚请明宽等为□首，虽义不获，己退省毕抑，不惟不敢自擅，亦叹独力不暇给也。遂专见众村耆艾，说其修建缘事，靡不允合。即约同陪入山，临四禅古基之次，□徨周览。少顷，灯公谓诸公曰：“此废败之地，不可荐修寺宇，当别卜善地而兴创之。”佥曰：“然”。于是去古基北数百步间，选地数亩，形势爽垲，宜建佛宫之地。当年二月差收谷，且辟荒榛，起磐石，修□址，人皆不惮服勤之劳。新□既成，遂乃鸠工集役，遴选材木，以经以营。富者输财，贫者效力，修成法堂、方丈、僧房各五楹八椽，寝堂三楹八椽。栋宇雄壮，檐殿高揭，窗牖疏明。经始于大定辛卯仲春，庆成于丙申孟秋。其笆瓦材木，阶砌石局，工师日食之费，约用钱伍千余贯。蒙檀越厚助，俾衣钵有资。既而堂宇功毕。灯公与众纠首共□，幸遇昭代，圣□复起□大定之初，天下鸿宁，释教大兴。□□□住庵僧润公等，与善知识数□□大发□意，裒集钱叁百贯，依奉上畔，经本军军资库纳讫钱数，乞示寺额，伏蒙朝廷特赐“法云禅寺”。噫！寺之名额尚矣，堂殿、佛像、廊庑次焉。若不刻于石，永为废毁之忧，命莘夫以纪岁月，垂诸不朽。梵刹之侧，诸山环拱，屹然而起者，东曰他山，西曰谷积山也。蔚然而秀者，南曰独山也。潺潺乎泻于两峰之间者，方丈之后溪也。三门之前，泠然清浚，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者，白莲泉也。其余林木、溪壑尤美，不［可］胜言。异日，老宿大德，若闻而知之，接袂连驭，自他方而来，栖迟于此间也。愚虽颛蒙，窃闻法云禅寺檀越四远，乡村繁阜，风俗协和，礼义相睦，纯质而厚，简约而廉。贫居豪室，慕善之心，□皆有之。每当春冬农隙之时，或于精蓝，或就私第，举莲社，广斋供，延僧流，赞诵梵音，讲究贝书，瞻礼圣像，□兴（缺五字）勤，是知佛教不可思议。住持僧福灯，自天德二年、贞元元年，两次经本军陈□□乞存留余□公据二本，带请到绕三山栏地土□□□□□南至谷积山□□□□□□西至□山高家崮，□□□□□□□□□□□□内据称，除出石栅阔 砣□焦砂岭外，合输□□□。至大定八年，又经本县告状，出给公据，令福灯毁坼翻移，□□□□屋宇材木砖瓦一□修建施行，是为可书。自度肤浅，故不敢述文，姑［摭］其实以志之。大定丙申仲秋晦日，故济州司录孙张莘夫谨记。田茂刊。

劝缘住持福灯立石。

通读碑文，虽然能获得很多相关知识，但是《四禅寺敕牒碑》与《重修法云寺碑》二者之间明显的矛盾，令人费解。

碑文“上层”与《四禅寺敕牒碑》牒文相同，皆记载了“法云禅寺”名额的来历，但是该名额不是已于1172年用于重修的古四禅寺了吗，此处何来再用于“徂徕山南羊栏村有四禅寺废基”上“经始于大定辛卯仲春，庆成于丙申孟秋”的寺院呢？又何来《重修法云寺碑》所载法云寺“重修”之说，难道还是基于“四禅寺之废基”而重修？

《四禅寺敕牒碑》已载明“徂徕山之西峪有寺基□，相传曰古四禅寺”，而《重修法云寺碑》又载“徂徕山南羊栏村有四禅寺废基”，一“西”一“南”，地理方位明显不同；碑文亦载“即约同陪入山，临四禅古基之次”，表明四禅寺古基在山内，而不是在“羊栏村”。

“于是去古基北数百步间，选地数亩，形势爽垲，宜建佛宫之地”。根据《徂徕山四禅寺的历史沿革》文中《泰山道里记》、《泰安县志》、1924年立《重修四禅寺碑》所载内容看，这应当是1162年至1172年重修古四禅寺时的选址。“梵刹之侧，诸山环拱，屹然而起者，东曰他山，西曰谷积山也。蔚然而秀者，南（应为“西”）曰独山也。潺潺乎泻于两峰之间者，方丈之后溪也。三门之前，泠然清浚，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者，白莲泉也。”根据碑文中所载的他山、独山及白莲泉的位置，可确定此载的是法云禅寺建设时的选址，即2011年重建法云禅寺的位置。本是《重修法云寺碑》记载“法云寺”的建设情况，但是碑文在地理位置的描述上：一会儿古四禅寺，一会儿法云禅寺，易致混淆。

是不是碑文撰写者张莘夫未对四禅寺和法云禅寺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抑或未到过徂徕山？而《重修法云寺碑》文则侧重于寺院修建情况的历史事实。作为碑文撰写者，张莘夫（故济州司录之孙）如果不到现场考察，加之山内方向本来就难辨，仅两寺院的地理位置就难以写清楚，更何况两寺院在“法云禅寺”名额的使用上又有着复杂的关系。推测张莘夫至少是在未详细考证四禅寺、法云禅寺的地理位置和金廷所敕“法云禅寺”名额的使用情况下而写就了《重修法云寺碑》文，难免记载内容与事实有违，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从该碑文还可以获知以下事实。

“法云禅寺”名额是花三百贯于金大定二年即1162年买得的朝廷赐额：“裒集钱叁百贯，依奉上畔，经本军军资库纳讫钱数，乞示寺额，伏蒙朝廷特赐‘法云禅寺’。”经考证，山西省陵川县龙岩寺的名额于1163年经金廷敕得，也是花了三百贯的公价。

“经始于大定辛卯仲春，庆成于丙申孟秋”，即表明法云禅寺自大定辛卯（即1171年）仲春建设，于丙申（即1176年）孟秋完成。

《重修法云寺碑》文是由张莘夫撰写：大定丙申仲秋晦日，故济州司录孙张莘夫谨记。

此碑亦是“劝缘住持福灯立石”。表明新建的法云禅寺与重修的四禅寺都是出于福灯之手，但可不是“同根”，四禅寺的历史远比法云禅寺悠久得多。

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之后的又一个空前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长江以北的民众苦于战乱，为求寄托，民众崇佛结社蔚成风气，纷纷重修寺院、新建寺宇，徂徕山地区也是如此。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廷敕牒“崇庆寺”于徂徕山光化寺重修，金大定三年（1163年）徂徕僧众在羊祜城（今天宝镇古城村）建大觉寺，当然还有四禅寺的重修、法云禅寺的新建。崇佛兴寺，对于“以回胜事”的僧人福灯来讲，是弘扬佛法、求化僧储的大好机会。

福灯飞锡北来，至徂徕山是带着师父“弘道”的厚望来的。看到四禅寺古迹“恻然动怀”，此时他想到的是修寺。修寺要有个名堂，得有官方的批准，即取得朝廷敕牒。如此说来，有难度，但并不是不可能。金朝时期因为军费开支紧张，官府就把筹措军费的主意打到了出售敕牒上：“敕天下郡邑无名额寺院宫观许令请买。”也就是说花钱可以买得朝廷的敕牒。这就为寺院的重修或建设寻得官方许可提供了可能。“法云禅寺”敕牒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山西省陵川县的龙岩寺也是于1163年获得朝廷的敕牒而重修的，“龙岩寺”与“法云禅寺”敕牒还出自一个共同官员“中宪大夫行员外郎李”之手，费用都是三百贯。

福灯深知“法云禅寺”敕牒来之不易，在重修四禅寺的同时，又萌生了再建寺院的想法。选择“他山”之侧（“梵刹之侧，诸山环拱，屹然而起者，东曰他山，西曰谷积山也”）新建寺院，用名“法云禅寺”。而“法云禅寺”来源于重修“四禅寺”敕牒的高贵身份，但是为示其建寺的官方性、法理性、威严性，福灯暗度陈仓藉此立碑纪念，才有了“重修法云寺之记”的碑文内容，相应地此应为“创建法云寺之记”。

综上，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僧人，福灯在徂徕山重修了四禅寺，新建了法云禅寺。四禅寺的历史远比法云禅寺悠久得多，而金朝重建的四禅寺和新建的法云禅寺都出自福灯之手，属“福灯系”，但不是“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