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小东 宋凯

春日，站在泰山极顶南望，林海翻波，松柏苍翠。穿行在登山盘道，古柏夹道，浓荫蔽日。今天的泰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4.8%，是长江以北人工绿化最好的大山之一。

然而，将时针拨回到70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满目荒芜，童山濯濯。从不足2%的森林覆盖率到今天满山苍翠，从残林200公顷到林海1.2万公顷，泰山用半个多世纪的绿色接力，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造林史诗。

从帝王封禅到民间造林的绿色传承

泰山，不仅是五岳之首，还是古代帝王封禅祭祀的神圣之地。因其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崇高地位，历代统治者对泰山林木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留下了一段段跨越千年的绿色传奇。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泰山“茂林满山，合围高木不知有几”，古人笔下有“朱樱满地，古木参天”“凌汉峰南竹树森森”“玉皇庙前，万松侍卫”的胜景。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成为后世绿化保护的起点。

秦始皇登临泰山封禅，立下“勿伐草木”的严令，开启了官方保护泰山植被的先河。到了唐代，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时降旨划定红线“近山十里禁止樵采”，将保护范围具体化、制度化。宋真宗赵恒登封泰山时，针对道路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专门诏谕“树当道者勿伐”，体现了古人即使在工程建设中也力求保全树木的生态智慧。在管理体制上，汉代除由郡守统筹外，特设“山虞长”专职管理庙宇与山林，汉代以后更设立了岳令、庙令等专职官员，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山林管护体系。

如果说帝王的诏令是保护的基石，那么人工植树造林的壮举则始于汉武帝。据史料考证，汉武帝刘彻一生8次登封泰山，并亲自植柏千株。如今，在泰山红门盘道起点的关帝庙后院，仍矗立着一株苍劲的古柏，相传是汉武帝手植，历经2000余年风雨，被誉为“汉柏第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顽强。

清代是泰山历史上大规模人工植树的又一个高峰。康熙年间重修岱庙，首开“国家拨款在寺观内植树”的先河，寺庙宫观纷纷在院内及周边广植花木，形成了“寺中有林，林中有寺”的独特景观。值得一提的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泰安知府金棨与山东布政使康基田联手，在从岱宗坊至升仙坊的泰山盘道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植树行动。据红门宫前《泰山种柏树记碑》记载，短短3年，二人主持募捐并亲自督导，共植柏树2.3万株。200多年过去，当年植下的柏树大多依然挺立在红门盘道两侧，郁郁葱葱，成为活着的历史文物。此外，咸丰五年的《阳邱王母贤德碑》也记录了民间人士自发“植松千株于东山之坡”的感人故事。

然而，泰山的绿色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明末战乱，“泰山松柏，明末为兵匪所伐存着盖寡”；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尤其是1926年至1946年间，由于战乱频繁及人为滥伐，泰山古树惨遭洗劫，曾经“万松侍卫”的盛景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前夕，偌大的泰山仅在庵观寺庙和盘道两侧残存零散林木200公顷，森林覆盖率不足2%。

一代人造林壮举写就绿色奇迹

1948年9月，随着泰安城的解放，泰山迎来了新生的曙光。面对满目疮痍、童山秃岭的严峻现实，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泰山的绿化重建工作。同年9月，鲁中南第一行署创建泰山林场。1950年，泰山封山造林被正式列入华东十大工程之一。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在这场绿色攻坚战中，泰山林场的第五任场长张耀南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人物。1959年9月，年近花甲且体弱多病的张耀南出任泰山林场场长。为摸清泰山的“家底”，他不顾个人安危与身体病痛，迎着凛冽的山风，拄着拐杖，跋涉在深山丛林之中。他的足迹遍布泰山各个分场，每一处山岭、每一道沟壑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基于实地调研，张耀南主持制定了《1960～1967年泰山林场八年发展规划》，前瞻性地提出了“泰山是旅游胜地，泰山建设要和发展旅游业，美化人民生活相互促进”的工作方针。他描绘的蓝图是要把泰山建设成“四时有花，无时不绿，树种丰富多彩的山岳公园”，这一愿景成为全体泰山林场人奋斗的目标。

泰山林场老职工告诉记者，那时的造林条件之艰苦，今人难以想象。林场职工们的装备极其简陋：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件工具，便是全部家当。他们住的是自己搭建的46个石屋子和800余个草棚子，吃的是煎饼，喝的是山泉。无论什么季节，男女老少都齐上阵。造林分为春、雨、冬三季，工人们天刚亮就上山，直到天黑才收工。在无法攀爬的绝险之处，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土包籽粒抛置法”——将种子糊在泥球上，或用绳索吊运幼苗，精准地抛置或种植在悬崖裂缝中，让绿色在绝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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