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法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几位文友从泰山启程，驱车68公里，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历史名城曲阜。我们瞻仰了神圣的孔庙，透视了深邃的孔府，拜谒了肃穆的孔林。一路走来，如同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隧道，沐浴了儒家文化的洗礼。

时近中午，文友们面露倦容，很想找个僻静的地方歇歇脚。我明白他们的心思，又觉得就此止步会留下遗憾，于是提议观瞻鲁国故都的周公庙。那里供奉的周公姬旦，是周王朝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也是儒家文化的开拓者，被后世尊称为“元圣”。若不去那里朝圣，便难以真正领会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我动情地告诉大家，孔子生前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多次称颂“周公之才之美”，年老后还常常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的一番话点燃了文友们的热情，大家一个个抖擞精神，又兴冲冲地出发了。

让孔子梦萦魂绕的周公，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他与孔子有着怎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周公庙。

山东济宁曲阜的周公庙、陕西宝鸡岐山的周公庙与河南洛阳老城的周公庙，并称“华夏三大周公庙”。因为曲阜曾是周公的封国都城，所以这里的周公庙始建年代最早，是代父就国的周公长子伯禽奉周成王之命而兴建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曲阜周公祠起初设在鲁国太庙之内；宋初，太庙旧址单独立庙，专祀周公。周公庙南北走向，呈长方形，占地约75亩，现存殿庑57间。周公庙大门名曰“棂星门”，与孔子庙的门楣题额形制相同。棂星者，上天文星也。将周公和孔子比作上苍的文星，足见后世对两位先贤的极致崇拜。庙内东西各立雕刻精致的石坊，东题“经天纬地”，赞扬周公以天地为法度经管天下，治理国家；西书“制礼作乐”，称颂周公创新礼乐制度，教化万民。

沿中轴线向前行，穿过承德门、达孝门、御碑亭，就是周公庙的核心建筑——雄伟的元圣殿。元圣殿前筑有宽大的露台，是为祭祀周公时表演歌舞而设。露台两侧附建东庑、西庑各三间，奉祀鲁国的33位君主。元圣殿西北遗有“望父台”，又称“伯禽台”，相传为鲁国公伯禽登高望父的地方。元圣殿建造形式为单檐歇山式，绿色琉璃瓦覆顶，重昂五踩斗拱。殿高11.4米，广五间，深三间，六梁二十四柱，红漆贴金彩绘。殿内正中枋檩高悬“明德勤施”雕龙金字巨匾，尽显庄严凝重气象。殿中神龛塑有周公像，坐北面南，形神兼备。他两手抱拳，一副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虔诚姿态，目光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周公塑像的东旁梢间，塑有伯禽像。他端坐须弥座之上，面向西，无神龛，素脸乌须，冠冕章服，神态恭谨，似乎在虚心聆听慈父周公的谆谆教诲。

站在周公塑像面前，我的脑海里闪现着史书中关于周公大德巨献的记载，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第四子姬旦协助其兄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后，受封于鲁国，因留佐武王不能分身，遂遣长子伯禽代父就国。武王姬发在位两年后病逝，周成王姬诵时年13岁。周公受武王之托，出任冢宰要职，统领百官，摄政监国，与召公、太公等朝臣齐心协力，废寝忘食地治理百废待兴的新诞王朝，为西周的创建与固本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才智。周公竭尽全力摄政7年后，主动还政于成王。周公逝后谥号“元”，以天子礼制附葬周文王姬昌陵墓一侧，其子伯禽则奉命在鲁国建太庙，祭祀先王和周公。公元前249年，鲁国被楚国所灭，周公庙随之倾圮。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周公为文宪王，下诏在原址兴建周公庙。

汉代成书的《尚书大传》评价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今曲阜），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古洛邑东城），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我默念着这段记载，仿佛看见了三千年多前周公日夜奔忙的勤政身影：摄政第一年，他殚精竭虑制定一系列法令条文，安抚收拢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由大乱转为大治，开创了西周王朝的新局面；摄政第二年，他运筹帷幄，披挂上阵，统率三军平息叛乱，惩处蓄意谋反的纣王之子武庚及“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铲除危害国家的祸根；摄政第三年，他调兵遣将，剑指东方，挥师“踏奄灭徐”，镇压蛊惑民众、煽动叛逆的蛮夷首领，平息骚乱，将王土拓展到沿海地区；摄政第四年，他拾遗补阙，完善诸侯分封制，为西周王朝建立坚实的护佑“围墙”，确保王室安全无虞；摄政第五年，他亲自规划、设计和督造洛邑（今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加强对东部淮夷的控制，巩固西周政权；摄政第六年，他呕心沥血，制定并推行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规范人民的行为准则，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转机制，同时精心创作《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土》《无佚》《周官》《立政》等雅乐，传唱朝野，旨在寓教于乐，增强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摄政第七年，他亲自主持成王登基大典，将20岁的姬诵扶上王位，自己甘愿置身臣子行列。也欤，厥功至伟的周公，就像一颗灿烂的文星，闪烁在神州大地的历史天空。

言及周公的“致政成王”，就很自然地牵出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周灭商后两年，武王姬发积劳成疾，重病缠身，痛苦不堪，大臣们为此焦虑不安却无计可施。太公和召公提议用占卜的方式为武王祛病除疾。周公认为这样做不能感动先王，毅然以自身为质代替武王向先王表达虔诚的请求。他筑起三座祭坛，腰佩玉璧，手捧玉圭，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灵位前诵读祝辞，倾情祷告，痛哭流涕，至诚至真，期盼舍弃自己的健体，换取武王的康复。然而，他换来的仅仅是武王的回光返照。武王临终前，有意让雄才大略、多才多艺的周公继承王位，不料话一出口，周公就跪在他床前，连连叩头，严词谢绝，坚持让武王长子姬诵接续大统，自己甘愿尽力辅政。武王弥留之际，下诏周公摄政当国，代表天子行使王权。7年间，周公忍辱负重，全力以赴地辅佐成王。周公弥留之际，诚恳地对成王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示我不敢离开成王，尽到臣子陪君之义。”

周公庙内现存自宋迄清碑刻35通，碑文皆为周公颂词，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宋真宗亲书的《文宪王赞》碑和清代道光年间勒石的《金人铭》。我们肃立《文宪王赞》碑前，用心阅读那些模糊的文字，感觉到不同寻常的情真意切，掂量出周公在帝王心中的分量。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我们，更加注重挖掘历史细节，还原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金人铭》记载了许多具体事迹，我们围拢一处，共同品读，感受周公礼贤下士之风范。

伯禽代父就国时，周公曾告诫儿子：“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虽然身居高位，但为了王朝的复兴大业，一直坚持礼贤下士，重视延揽人才。只要有人来访，他就马上接待，即使在洗头时有客求见，也会急忙用手捉着头发跑出去迎接，等送走客人后再继续洗头；还没洗完又有客到，他照样捉着头发去会面。同样，他在进餐时也曾多次放下饭碗去招待客人，唯恐怠慢了贤达，疏远了人才。他以热诚谦恭吸引了大批有识之士。且不说太公、召公、毕公等一众栋梁之材，就连殷商遗臣箕子也投奔周公麾下，为周朝献计献策，建功立业。

周公庙内屹立着30余株树龄500年以上的古柏，尽管树干伤痕累累，但虬枝依然坚挺刚健，彰显着坚韧的定力和旺盛的活力。一阵劲风掠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似乎在击节赞赏周公不计荣辱、顾全大局的人格魅力。武王逝后，周公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的付出并不被人理解。在忤逆恶人的挑拨下，一时谣言四起，就连情同手足的大臣召公和太公也将信将疑，对周公说：“外面到处传言，说你独揽朝政，为的是将来撇开小成王，自己做天子。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在这里掺和呢？”周公泪流满面地拉住召公和太公的手，恳切地说：“咱们的先王为了奠定周族的基业，吃过多少苦，费了多少心血啊！谁知武王过早去世，成王年龄太小，我为了不负武王的重托，才不避嫌疑，挑起了代理天子的重担。现在谣言纷纷，人心动荡，为了国家的安定，我必须离开王都，但你们一定要留下，辅佐年幼的成王。”第二天，他亲自主持，为成王举行了“冠礼”仪式，将军国大事作了交代，坦坦荡荡地带着几个随从离开了镐京（今西安），避居周族的发祥地岐山，专心制礼作乐。多亏太公及早识破谣言，提议召回周公；也幸得成王在祖庙祈祷时发现了当年周公以身为质、乞求武王康健的祷辞典册。正是基于这些，成王才消除了疑虑，诚请周公回朝，重理国政。

周公首开儒家思想的先河，为儒家学说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全盘继承了西周的文化遗产，素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在周公的庇护支持下，鲁国不仅复制了王室完整的礼乐制度，全面执行了治国平天下的大政方针，而且享有与国家馆藏典籍文献同等的特权。为此，鲁国专设“太史”一职。这就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集团创建儒学体系夯实了学术根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孔子不掌握海量的图籍史册以及丰富的档案资料，就不可能编著《春秋》一书，也不可能修订《诗经》《周易》《尚书》等经典古籍，更不可能产生鲁国太史左丘明的《左传》《国语》等影响深远的巨著。正是孔子等圣贤的潜心勠力，才使精华简牍愈加完备，大放光彩，得以传世千秋。从这一点来看，周公庙无疑是鲁国人的精神象征和思想旗帜，承载着敬德保民的周礼传统，堪称儒家文化的摇篮，而周公被尊为儒家学说的先驱，无愧“元圣”之美誉。可以说，没有周公，就没有孔子，二者是一种承前启后、一脉贯通的赓续关系。或许，人们在追溯儒家文化的源头时，发现了周公的巨大贡献，才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桂冠戴在了周公庙的头上。

我的心中倏然一亮，关于周公的史记碎片瞬间聚集在眼前，拼接出周公的完美形象。他是那么高大伟岸，那么光彩照人，令人高山景行，仰之弥高。文友们大概也有同感，不约而同地再次踏进元圣殿，在周公的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默默地发愿：“周公不朽，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