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亭

于我而言，202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农历二月初三，泰山上下，大雨酣畅地下了一夜，早上仍在继续。春雨贵如油！面对这“泼天富贵”，新闻上、微信群里皆是“喜大普奔”。我立马打电话给母亲，有喜事哪能不与母亲分享？在拨打的那一刻，心又痛了起来：世上已再无无条件爱我、牵挂我的母亲。

今年正月十三，母亲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全空了，母爱瞬间变成了回忆，那个无私给予我一切的人真真的到了另一个世界。通宵守灵时，我一遍遍给侄子和外甥讲母亲对全家的贡献和影响，是说给晚辈听的，更是表达自己对母亲的不舍。

母亲出生时，民国建立已经近二十年了，但“缠足”的封建陋俗依然残存。姥爷身为地主，还懂英文和日语，属开明绅士，可仍然没抵住这一陋俗的侵袭。母亲大概是缠足的最后一代人了，虽然很快就放开了，但仍然造成了双脚的畸形。我偶尔给母亲洗脚，真不忍细看，直替母亲心痛。母亲却坦然接受了这些，认为这还是幸运的，没有成为“三寸金莲”。母亲就靠这双小脚，与刚强能干的父亲一起，扛起了大家庭的一切。

（一）

母亲是善良的。“文革”期间农村多清贫，常有外来讨饭的。最让人心酸的是，连续几年的大年初一，都有到家门口讨饭的人，有的还是一家几口人一起讨饭。母亲的做法至今令我难忘：给他们每人一碗水饺、一碗饺子汤，没有因为讨饭而嫌弃人家，相反，还觉得帮助得不够。我读小学时，冰天雪地的冬天，有同村的孩子没有袜子穿，只穿着露脚趾的破棉鞋，衣服也很单，整天冻得哆哆嗦嗦的，母亲就把我的鞋袜、衣服送给他穿。这些都成了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所谓家风的形成，无非如此。

母亲是勤劳的。小时候的我半夜醒来，经常看到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哼着小曲纺棉线或纳鞋底。母亲常常纺着纺着就疲倦地打盹儿，或者发出被针扎后的“佛佛”声。全家用的粗布都是母亲一寸寸纺出来的，一年四季换季穿衣，全靠她提前准备。母亲爱操心，也会操心，凡事有目标、有计划、早打算，从一砖一瓦攒起，与父亲、哥嫂、姐姐一起，从借住别人的偏房，到拥有自己的独立庭院，先后盖起了四座宅院，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也的确满足了母亲爱体面的心理。母亲心疼劳作不休的父亲，总是给我们念叨父亲的不易和对家庭的贡献，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感恩并由衷地孝敬老人，家庭的凝聚力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建立起来。

母亲是睿智的。一次，不知是有人恶作剧还是咋地，也可能是无意中得罪了一户人家吧，母亲早上发现，自己养了半年多的猪被下药害死了，那时养猪是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对此，母亲没有声张，而是把哥哥叫回家，让父亲和哥哥悄悄处理了事。事后，母亲给我“复盘”，若是按照农村“骂街”的做法，吃了大亏就捡着人多的时候到大街上大骂一通解气，那这个“症结”就永远化解不了了。遇到这类难以化解的矛盾或令人生气至极的事，母亲有宽慰自己的“口诀”：“气难吃，气难咽，咽下去，比蜜甜。”母亲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世间最中庸、最妥帖的道理：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母亲是周全的。去年春天全家去茶溪谷，王总全程接待，品茶、喝酒、吃饭、辞行等所有环节的时间点均被母亲所“掌控”，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且自然。王总感慨地说：“这94岁的老太太还真不简单。”回家问母亲时，母亲说，我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要说那些话。去年底，母亲骨折卧床治疗期间，亲友们来看望，她总是不忘对客人说，“到客厅里喝茶”；部分亲戚连续来看望，母亲总是嘱咐，“别再跑了”。母亲讲究礼数，总说“礼多人不怪”。

母亲虽然是小脚，但为人行事却一点也不小气。倪萍有“姥姥语录”，说起来，母亲的“语录”也一点不逊色，譬如“好心有好报”“吃亏是福”“疼人就是疼自己”“疼别人家的孩子就是疼自己的孩子”等。爷爷在外工作一辈子，老了退休在家，每顿饭母亲都会单独给爷爷炒菜，让爷爷自己喝酒、吃白面，我们则吃粗粮。做了饺子、包子等好点的饭食，母亲总是让我们给后院的四奶奶送去尝尝。奶奶偏瘫长期卧床，母亲带领全家细心照料，奶奶没生过一个褥疮。年前，姑跟我说，她出嫁后，母亲总是让父亲不时地去接姑回娘家。用姑的话说，这是在给自己“撑腰”，让姑在婆家有底气。婆媳间、妯娌间、姑嫂间、邻居间，母亲总能恰到好处地处理关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记住别人的好处、理解别人的难处，用母亲的话说，这叫“将心比心”。

母亲为人大气，体现在敢舍敢为，也体现在敢于享受、乐于享受晚辈的孝敬。不管是居家消费还是外出旅游，母亲不怕好，不怕多，也不怕贵。闺女、儿媳妇、孙媳妇、孙女、外孙女等给她买的衣服根本穿不了，但她从不说“别买了”，只要在晚辈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就欣然接受。去年4月，久居华北平原的高龄母亲第三次登上泰山极顶。下索道后，看到有山轿，一问，上千元的费用，母亲扭头就走。但在我付款后，母亲也就坦然享受了岱顶的“半日山轿游”。那天，碧霞祠及玉皇顶都走到了，母亲还在碧霞祠的大殿内近距离与泰山老奶奶“对了话”。

今年春节，母亲最后一次送出了春节红包。哥跟母亲说，今年是母亲五世同堂的第三年，他以母亲的名义给守在身边过节的六个孙子、孙女、重孙、玄孙，每人发了一个红包。母亲一听钱数，嫌少，立马追加。往年的红包，每个都是这么大，都是母亲自己包、自己送，今年母亲送不动了，只能通过我们表达心意了。看来，人可以衰老，但红包不能缩小。母亲临终前的几天，用力说出的几句话，我们一直纳闷，猜不出意思。母亲去世后，当看到她整整齐齐码放在柜子里的红包时，我们姊妹四人一下子全明白了，她是让我们给晚辈们发她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二）

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耳朵上有一“拴马桩”，其实就是一赘物，不知是不是担心我自卑，母亲一直说，长“拴马桩”的人有福。这种心理暗示确实管用，至少我自己真没把这当回事。小时候，在日子最艰难的岁月，家家户户难以为继，周边村子上门讨饭的不少，母亲时常从柜子里拿出手绢包着的一摞“袁大头”让我看，意思是咱家里有钱，别为钱犯愁。这是给我以安全感，也暗示幼年的我别“心穷”，否则难有长远志。母亲还很懂“辩证法”，少年时的我，叛逆心理如期而至，每当对人和事有不满时，母亲总是先顺着捋吧捋吧，帮我平复一下情绪，然后再让我看看所面对人和事好的一面，如此，也渐渐地造就了我为人处世的“方法论”。

我上中学时，总能听到这样那样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在家干活帮助家里比读书好，那时农村也确实没几个能考上学的。我一度有过放弃上学甘当农民的念头，母亲忧虑的神情我至今难忘。她知道农民不易，不希望儿子一辈子在土里刨食。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母亲从中做了工作，反正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原因：1980年暑假的一天，母亲的表妹、在中学当教师的曹姨骑车风尘仆仆来到我家，还没进屋就大声告诉家里人，要让我上学，不上太可惜了。当时，最高兴的一定是母亲。

我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被国家保送上大学的，母亲说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儿”了。对我上学，母亲永远是全力支持，默默做着最为坚强的经济后盾。在北京上大学时，母亲支持我及时购买了录音机、照相机、自行车等“大件”，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城市家庭的孩子也很难置全这些。这让我有机会记录一切，尤其是敢于外出去感受一切。哥哥姐姐也全力帮我。我上中学都是姐姐送饭，大学开学时是哥哥开车专程送我到北京，还提前在北京熟悉、游玩了几天。

得益于母亲及全家的支持，我大学四年过得丰富多彩，从没为经济问题担心过。在同学眼中，我是敢想敢干的人，基本上把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了，用六天半时间疯狂骑行2500里，从北京赴三门峡参加地质地貌实习，跟着全国旅游规划泰斗卢云亭老师学习《旅游地理学》并到全国各地名胜古迹考察。这些经历奠定了我对地质地貌、旅游地理、旅游规划一辈子的志趣。因为爱摄影，我建成了泰山学院的第一个摄影暗房，并开出了我任教的第一门课——地理摄影，编写了同名的第一本教材；因为对旅游的热爱，我定居旅游胜地泰山，把研究泰山、研究旅游、教授旅游、从事旅游规划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追求，世上第一个泰山旅游研究所、第一个泰山研究院也均由我创建。受母亲影响，我倾全力在泰山学院筹建了万里图书馆，并创建了“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图片展”展厅，由衷感恩改革开放及其倡导者。

（三）

母亲的生命是顽强的。母亲90岁时还能踢毽子，我原以为母亲能过百岁，打破家族的长寿纪录，但2022年“阳”了后，母亲开始明显衰老，最爱的吕剧也不听了。2024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母亲髋关节骨折卧床治疗，十一月十九日开始不吃东西，仅靠每天喝一两瓶啤酒，竟奇迹般地过了五十多天，活到了95岁。都说母子连心，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十点半，我的心口猛然抽动了一下，心里一惊，原来是母亲永远地走了。

对母亲的回忆是温馨的，也是不尽的，唯有把一切“过好”，才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