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尚义

叱咤风云过半生，五贤祠内作蒙童。

粗食布衣如百姓，东岳有军更峥嵘。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出生于山东济宁。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他由一名晚清士兵升至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西北军领袖等众多职务。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冯玉祥有近3年的时光在泰山度过。先生是1932年3月24日上午11时乘火车到达泰安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县长及军民等皆到站迎接，韩向方（即韩复榘）也派有人来。在车站稍事休息，即赴普照寺住下。初到时，深觉山水树木之可爱。清幽静，既宜于养病，又宜于读书也……”

事有背景 看重泰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发动进攻。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4个月内，东北全境沦陷。而这时，蒋、冯、闫中原大战刚刚过去还不到一年。

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先生手下的大将韩复榘突然叛变，投向蒋介石，这不但让冯玉祥集团一败涂地，还让整场战争的胜利白白地送给了蒋介石。

韩复榘与先生的关系“很铁”，20岁投入军营就在先生手下当兵，在先生的关心提携下，从一名士兵上升到连营长、团师长，直至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常对人说：“冯先生与我情同亲生父子。”然而，由于性格和治军理念的不同，韩复榘与先生也存在着一些分歧。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韩复榘对先生提出的军事部署提出异议，先生很恼怒，当场严厉训斥，并喝令他“滚出去”。会后先生还打了他一个耳光。韩复榘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这样的羞辱，以他个人的性格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只得寻找时机。

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找到韩复榘，对他进行利诱。她把韩复榘和他最宠爱的二太太纪甘青接到汉口，礼遇有加。当宋美龄得知纪甘青没有去过上海后，立即安排专人订下上海一栋别墅恭候接驾。这让韩复榘受宠若惊。

中原大战打响以后，宋美龄再次前往拉拢韩复榘，当面向他许诺保持原有的军政两职，并发给他大批军饷。韩复榘此时仍有顾虑。作为西北军的一名老将，他从心里不愿意调转枪口，对准昔日的战友。经反复思考，韩复榘最终与先生的另一员大将石友三一起，宣布脱离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韩复榘的背叛，给了冯玉祥部队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按说，此时的先生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完全可以不去管问。但他不，他心急火燎，抗日之心非常急切。其后不久，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去南京出席相关会议。其间，他呼吁大家，要振奋精神，共赴国难。时隔不久，蒋在洛阳“国难会议”上，仍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继续坚持打内战。

先生一怒之下，在从洛阳回南京的途中，以养病读书之名来泰山。先生来泰山时，除夫人李德全及子女家人之外，还带有一个自卫队（也叫手枪团）和多名师团职军官，共计百余人。先生一家住普照寺西侧的“菊林旧隐”，自卫队一部分住普照寺内的“摩松楼”等处，一部分住普照寺附近。

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先生明明知道背叛他的韩复榘已当上山东省主席，而泰山就在韩的眼皮底下。那么，先生为何携家眷和一些旧部从汾阳峪河道来泰山呢？这一直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的四女儿冯理达曾向笔者提供信息，她的母亲李德全在1953年10月冯玉祥骨灰安葬时曾向儿女们详细说过1932年3月下旬先生为何来泰山。其理由大致有三：泰山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名山，为五岳之首；泰山更是一座古老文明的文化山，有学不尽的文化知识；这里是南北铁路交通要道，行动方便。也曾几次说到如何与韩复榘相处的事。先生坚持的原则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在济南府当你的省主席，我在泰山古庙读我的书，养我的病，互不相干。

实际情况是，韩复榘已向先生认过错，恳求先生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能饶恕自己。先生说，往事如烟，一幕幕都过去了，无所谓饶恕不饶恕。我现在你的地盘上居住、生活、读书，望能关照就好。

韩复榘在自疚的同时，也有旧情难忘的表现。先生来泰山后，韩复榘每月给先生送5000元大洋、面粉和部分杂粮。除此之外，韩复榘还许诺先生若用钱用物时，必立即派人送到。韩复榘得知先生在泰山修建大众桥、烈士祠等建筑物时，便派人来询问是否需要钱、物，先生均拒之。

先生在泰山近3年，与韩复榘一直保持“一定距离”。韩复榘虽几次邀请先生去济南观光，但都被谢绝（只有从张家口返回时，应韩复榘的要求，先生在济南住了两天）。先生还对下属提出要求，不准与韩复榘的政府和军队进行任何接触。

爱国为民 乃我本分

先生一直在践行着他的“爱国为民，乃我本分”的诺言。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先生来泰山时年已半百。按说他可以减志养身、游山玩水、遁世绝俗。而他却不消沉、不气馁、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的战斗。

人在泰山，心在疆场。先生来泰山不到半年，前来找他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吉鸿昌心急火燎地对先生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宁愿死在日本人手里，也要把失地夺回来……”先生被吉鸿昌的英雄气概深深打动，他立即拍板，决定动身去东北。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当年10月8日，先生带着他的家眷和部下乘坐专列从泰安去河北张家口，经全面考虑和细致策划，不久后，先生便集合他的旧部和众多进步人士近10万人，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生出任总司令，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战斗打响之后，同盟军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很快收复沽源、多伦等4县。由于遭到国民党部队与日军联合夹击，抗日同盟军归于失败。

先生怀着愤怒之情，于1933年8月17日乘专列回抵泰安。

住在五贤祠的先生，心情很不平静，常常一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念念不忘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念念不忘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于是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在泰山短期和中长期的工作计划，并决定为民做些实事。

他令副官王作舟带领几人深入农户家中，具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经走访发现，农户住的大多是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室内桌椅板凳、穿的盖的更是破旧不堪……看了书面报告，先生心情沉重。他说，民间百姓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如此不平等，我若不能铲除，真是对不住自己此生也。总而言之，我应竭尽所有力量，所有心思，为摆脱多数人的贫困而努力奋斗。

转眼进了腊月门，很快就要过大年。先生对自卫队长彭国政下令说：“下通知，在普照寺开个军务人员动员大会。”先生来到队伍面前，把目光撒向全场，他提高嗓门说：“现在已进入年关。年关，就是穷人的‘鬼门关’。我想问问大家，这段时间，我们能不能同意少吃些面食，省出一些面粉，让穷苦百姓过年能多吃几顿水饺……”

“同意！同意！”干部战士的响亮回答，让先生感到欣慰。他笑着对大家说：“好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腊月二十六，先生批准了对52户百姓赠送的年货，并对特贫的11户，每户再加送一床4斤重的新棉被，并要求两天内全部送到百姓家中。

大约是1982年春的一天下午，笔者在泰山前怀的泰前大队办公室，约请马俊德、马俊岭、李玉仓、刘兴田、张洪友等老人座谈，年近70岁的马俊岭抢先发言。他说：“那年春节前，冯先生派人给我家送来一袋白面、5斤猪肉、2斤糕点、两条白鳞鱼，还有过年的零花钱——两块大洋。我从小没见过这么多白洋面，也没买过这么多的猪肉。”

年近80岁的刘兴田，曾是一名电报投递员。他说，先生的电报很多，先生要求所有的电报无论什么时间来必须马上送到。一天晚上下着鹅毛大雪，来了一封“特急”电报。“按说，到了门口我交下电报，他们签个字，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门卫把我带进了先生的办公室。”刘兴田回忆，先生见到他，忙起身接过电报说：“大雪天，让你跑来，谢谢！里面坐，喝杯水，在火炉旁取取暖。”说着，先生让身边人员拿来一件崭新的黄色军大衣和一双新棉鞋送给他。在武训小学读过书的张洪友表示，有一次在学校见过先生，他问张洪友：“你学了文化，长大了干什么？”“打日本鬼子去！”张洪友马上回答。他拍着张洪友的小脑瓜说：“好，好，好样的！”

请师拜师 发奋读书

先生来泰山，名义上来养病，实则是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发奋读书，一心抗日。

在泰读书，先生是下了真功夫的。他除了坚持以往“手不释卷”的刻苦自学精神之外，又拜请了一些共产党人、进步学者和名人作为老师。

先生读书学习的内容相当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社会科学等，无不涉猎。

先生所拜请来泰山为他教书的老师主要有：教育家陶行知、政治经济学家陈豹隐、天文学家陶宏、马列主义哲学家李达、剧作家和艺术家老舍、古典文学家陈定民、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范明枢、地理地质学家王谟、历史教育学家李季谷、国际问题专家宋斐如、生物学家薛德焴、国画家赵望云。还有刘思慕、许德珩、吴组缃、赵澄之、赖亚力、王屹夫、赵普巨、刘允丞、邓鉴三等数十名老师。

先生把老师们先后请到泰山，虽是率领过几十万大军的将军，但在老师面前，他变成虚心的“小学生”。他与各位老师共同商定读书的内容、时间、规则等。先生提出，老师务必从严要求，严师才能出高徒。他一生特别喜欢“严”这个字，哪里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他请老师及时指出，甚至可以打板子。

先生和老师们约定，每天上午读书上课4个钟点，中间只休息10分钟，下午上课2至3个钟点。

先生有一间读书室。内部设施极为简陋，一把椅子，一张三抽桌，这是老师用的。下边是几排条桌，几排板凳，这归先生或其他听课人所用。

每到上课的时候，除特殊情况外，都是先生等候老师。老师进屋，先生必是规规矩矩地站起来，等老师落座他再坐下。

先生如此读书，一天天，一月月，一学就是将近３年。可以说，先生在泰山读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读书。

先生在泰山读书，用时最长，用心思最多，除对马列主义的认真学习和悉心研究之外，就是读《左传》。

教先生《左传》的老师，是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范明枢。范明枢青少年时期读过私塾，清末考中秀才，曾赴日留学，学识渊博，古文底子深厚。因是先生把范明枢从济南大牢里解救出来的，他一直带着感激奉命教学。这天范明枢约普照寺主持僧义澄一同拜见先生。二人相见后，范明枢鞠躬致谢：“多亏将军出面周旋，我才得以出狱。在这里我要重重地谢谢将军！”先生忙还礼说：“不必客气，我正想拜您为师，学些古典文学呢。”范明枢说：“教书乃我本行，可是我没教过你这么大官的学生啊！”

先生说：“现在没有官了，只是个小学生。我这个学生好教，保证守规矩，听老师的话。”

开课之后，范明枢首先向先生介绍了《左传》的概要，讲述了古代的政治和治军的经验教训等等。在教学中范老师娓娓道来认真地讲，先生则恭恭敬敬认真地听，师生配合默契。每天上午学4个钟点，下午学3个钟点，再加上早晚自学，一天少说也得学习十几个钟点。

先生如饥似渴，仅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把《左传》读完，后又在范明枢的热心指导下，连夜突击撰写、修改出《冯玉祥读春秋左传札记》一书。《冯玉祥读春秋左传札记》由武汉正式出版社出版，曾轰动一时。

兴办教育 提倡科学

先生从他的切身体验中看到，“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先进的重要标志。因之，先生在泰山大力兴办教育，倡导科学。

1933年8月，从张家口重返泰山之后，先生首先要做的便是建立学校。他首先委托夫人李德全，由营副孙继颜协助，在普照寺南隅、他的自卫队新建的三间茅草房内创建了泰山第一个“贫民小学”。很快就有一二十名穷人家的孩子来报名上学。其后，先生又聘请范明枢运用他老泰安、老教育家的优势，组织各方力量，为兴办学校尽力。先生先后在进贤村、小王庄、韩家岭、岱道庵等地建起15处小学。在研究和讨论学校名称时，先生想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提议定名为“泰山革命烈士祠纪念武训小学”。学校上建总校，下设分校。先生委任范明枢为总校长，张雪门为副总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还聘请辛亥滦州起义参加者、擅长拳术的王石清为体育武术教员。

在先生和范明枢办学思想的指导下，总校和各分校先后解决和完善了一些具体问题：

制定了校训词：爱国、勤学、孝亲、和群。

解决好办学经费。先生制定的原则，教育经费为办学之主要，必须有保证。

为鼓励教师安心教学，学校发给每位教师一套被服，一挂蚊帐，还发给3块大洋的办公费。上学的孩子，除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外，学校还发给每个学生一身棉、一身单的校服（男女生式样和颜色不一样）。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校每月还发给2至3块大洋的“煎饼补助费”。

设置好教学课程。各个分校的学生，由于年龄差异较大，入学时间早晚不一，学校规定，对学生采用复式教学，即在一个课堂里按不同程度编组，分别授课。

教学内容，除国语、数学、理化等基础知识外，以宣传振奋民族精神，抗日爱国为主，并教育学生自立、自强、自爱，像历史上的英雄那样精忠报国。

创造半工半读的办学形式。为让学生从上小学学会一门生存手艺，也为学校积累些资金。先生根据教育家陶行知的建议，对15个分校均设为半日学习制，实行半工半读。学生上午上课，下午男生去总校学雕刻、木工、打铁；女生学绣花、缝纫等针线活。总校组织人员把学生们的“产品”分别拿到集市、景点和京沪火车上出售。所得收入，由各分校用于建设或补贴学生。

定期开展多种活动。先生倾其心血把纪念武训小学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气。学校除按时上课外，还定期开展颇有实际意义的实践活动。

各分校每周召开一次教学例会，重点研究教学方法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时还要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培养学生改陋习、讲卫生，学唱歌。七八岁的小学生，蹦蹦跳跳、活泼可爱。但先生发现有些孩子，整天灰头土脸，不讲卫生，有些“埋汰”。为改变这种现象，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个搪瓷脸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套刷牙洗漱用具。可有些孩子只洗脸，不洗脖子不刷牙。先生有时去分校，就让孩子们排起队来，亲自为孩子洗，并教育他们讲卫生，做一个干干净净、文明有礼的好学生。

先生在泰山致力于办好小学教育的同时，还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提倡科学。”

先生把兴办教育与提倡科学结合起来。让大家懂得，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我们做事不能迷信，要讲究科学。只有科学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发展才能加速，事业方能辉煌。”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生很快在天外村的小王庄建起了一座泰山科学馆。他重金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搜集了不少动植物标本、美术作品及卫生图表、人体生理结构模型等，时常组织大家前往参观。

先生还把科学馆附近的两座山峰——东、西克郞山改名为东科学山、西科学山。题写了每个字一米见方的隶书“东科学山”“西科学山”两幅字，分别雕刻在两座山的山腰之上，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便可看见。

挥毫泼墨 留迹山岳

先生虽不是书法“科班”出身，然经多年的刻苦磨炼，却也写得一手好字。在泰山多处可见他那纯朴凝重、刚柔相济、气势恢宏的隶书作品。

泰山普照寺、五贤祠、王母池、红门宫等地周围，曾经是先生居住、学习和工作过的主要地方。在石崖峭壁、亭内和房舍墙角上都镌刻着先生的作品。其中的48块诗配画碑，是他与赵望云合作而成的。赵望云，河北束鹿人，著名国画家。先生非常欣赏他的画作，还聘请他担当自己的美术教师。

先生在泰山的石刻作品、书法墨宝，不仅仅是难得的艺术品，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有建立清廉政府的誓师，有宣传科学和道德的，还有揭露社会现状和不公的。

其中，“洗心亭”题刻位于五贤祠附近的洗心亭，洗心亭上端可见先生刚劲、壮美的隶书大字。

“奉天省（即现在的辽宁省）东西距一千三百里，南北距一千八百里，面积十六万五千方里，人口一千四百万；吉林省东西距一千八百里，南北距八百里，面积八十八万二千方里，人口五百五十二万；黑龙江省东西距二千八百里，南北距二千六百里，面积一百七十八万五千方里，人口五百万。三省共面积三百五十三万二千方里，人口三千万。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占了去，有硬骨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

先生离开泰山即将九十周年。他在这里宣传抗日救国、兴办教育、倡导科学、建大众桥、凿大众泉、解百姓之困。如今，在泰山脚下，有些百岁老人总爱讲的故事就是冯玉祥的事迹，有时说起来哈哈大笑，有时说起来泪花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