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勃

两件四支队初创时期颁发的委任状。一件是1938年3月颁发给郭竹斋的委任状（以下简称郭状），另一件是1939年5月14日颁发给张炎的委任状（以下简称张状）。

在建党百年的纪念学习活动中，笔者再次接触了一些有关徂徕山起义的史料、文章及展览等，并就某些在工作历史上曾产生的疑惑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究，有了新的收获和认识。

关于四支队的番号

在笔者所见的党史资料中，对徂徕山起义部队番号全称的记述并不一致，主要有“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1985年6月，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纂的第一部党史专题资料《徂徕山起义》一书（当时未申领出版书号）就徂徕山起义部队的番号、旗帜、印章（关防）等做了专门调研，认定了第一种说法。笔者曾参与了该专题征集研究的部分工作，了解一些工作进展情况，今记录与此，供研究参阅。

在走访一众起义亲历者的过程中，众人对四支队番号的全称记忆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是“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还是“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公认的是：徂徕山起义部队的旗帜是在起义前夕篦子店会议上确定的，旗帜的设计者是武中奇，并亲笔书写“游击”二字缀于旗上。四支队的印章（关防大印）也是武中奇亲手刻制。为了确认四支队番号全称，该书主编亓维章多次与武中奇探讨，1984年10月还专程赴南京座谈此事。武中奇在拟重刻印章时反复回忆排字、刻字的情景，认为没有“人民”二字。在排字过程中，按“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之关防”（以上共计16个字），双排排列正合适。如果按“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之关防”（此处是17个字）排列，奇数不好排。武中奇记忆当时印章双排排字是对称的，因此印中应该没有这个“队”字。所以，亓维章与武中奇讨论的结果是：四支队的番号全称是：“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没有“人民”和“队”字。为了印证这个说法，武中奇及亓维章曾数次问询部分亲历者的意见。由于时隔40多年，老人们已很难记清楚一二十个排列字序中的某一处用字了，且由于武中奇是当时旗帜和印章（关防）的主要设计、制作者，正如1985年16日至21日座谈会上林浩、韩豁等谈的看法：因为旗子是武中奇同志设计和写的字，他记忆深刻，我们尊重他的意见。至此，当时大家认定了四支队番号全称是：“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所以，在《徂徕山起义》一书中，无论概述或回忆都统一采用“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称谓（虽然有些亲历者的回忆原文还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这个称谓也得到了当时省党史工作者的认同，如在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纂、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山东抗日根据地》中的综述、大事记中均采用了这个称谓。数十年来，笔者亦以为然。

在1997年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再版的《徂徕山起义》（黄河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一书中，四支队番号全称修正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据该书编辑组组长宋洪江介绍，之所以修订了四支队番号全称，除了与众多亲历者反复讨论验证外，1993年发现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四支队在1938年3月颁发给郭竹斋的委任状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该委任状的抬头署名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落款加盖的印章（关防大印）全文经辨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关防”（共26字）。为了进一步验证该委任状的真伪，其征集者——新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褚爱国于1993年4月30日专程赴南京，请武中奇亲自鉴别。武中奇的鉴别十分严谨，连委任状的用纸、印泥的色泽及其他微小细节都细细观察、辨认，一张委任状翻来覆去足足看了40多分钟。最后，武中奇认真地说：经我反复认真地辨认，这个委任状是真的，上面加盖的四支队的印章也是真的，确实是我刻制的。以前的回忆不够完整，现在有实据了，就应以实据为准，恢复它的历史面貌，这就是实事求是。”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四支队番号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在笔者所见的历史资料中，有记述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其出处与依据笔者未有考证，故难以置评，但从郭竹斋委任状所表达出来的历史信息是明确的。

关于四支队军事首长的任职情况

1.洪涛的任职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毛泽东认为：太原失陷意味着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立即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山西东南、西南和西北等地组织若干游击支队。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八路军各部队陆续抽调干部和小股部队，进而组建了大批游击支队以至游击纵队、游击军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些陆续派出的小部队中，以组建游击支队为最多。支队的规范一般较小，按毛泽东的设想，各支队一般在一千人左右，其中以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两个连作基础。由于各地各部队的具体情况不同，各支队的组成和规模有着很大差异。如一二〇师组建的雁北支队（支队长宋时轮）是以七一六团二营为基础，一一五师组建的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是以六八五团二营为基础，而一二九师组建的挺进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不久改称津浦支队）只是以师教导团抽调的30余名干部为基础。这些支队的军事首长都称支队长，鲜见称为司令员的。在一些建立了游击军区、军分区的地方，有支队兼军分区的，这里的军事首长称为司令员（亦兼支队长），如冀南军区及所属军分区便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各支队所兼的。

徂徕山起义部队——四支队创建初期规模并不大，起义誓师时只有160余人。在参加徂徕山起义的老同志多数记述、回忆中，大家习惯性地称洪涛为四支队司令员，当然，也有少数人回忆称是支队长，如武中奇回忆录提到四支队“洪涛是司令员，那时叫支队长”。程照轩的回忆也称黎玉在宣布任命时说的职务是支队长，而最清晰的叙述当属黎玉（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于1941年1月29日晚在山纵直属队干部晚会上的讲演：徂徕山起义时“大家开了一个支队成立大会，并举行了宣誓，推洪涛同志为支队长，选举我为政委，马馥塘同志为经理部长，并成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下设宣传科与一个剧团。大家宣誓接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这段文字可以得知：当时起义队伍的领导者不是任命而是推选；正是由于队伍刚刚组建，领导班子的组成并不像后来部队正规化以后那样健全。而这段文字的叙述与历史文物郭状中的领导者署名吻合，这说明，直到1938年3月，四支队军事首长洪涛的职务是支队长。此时距3月下旬的磁窑坞会议决定将四支队改名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也没有再重新推选或任命洪涛为司令员的可能了。独立一师自4月上旬正式亮相后，洪涛的职务改为师长，直到5月25日夜病逝。因而，现泰安烈士陵园洪涛墓碑镌刻的职务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是准确的。综上所述，洪涛的职务先后是四支队支队长、独立一师师长。司令员的称呼极可能是大家出于对洪涛同志的尊敬而形成的习惯性说法，并不是其实际担任的职务。

2.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出现时间考

在历史文物张状的署名中，出现了与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并列的副司令员赵杰，即三人共同署名。四支队究竟是何时实现军事首长职务名称变化的呢？笔者未查到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从常识推测，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一个是1938年6月以后，新组建的省委率四支队进入沂蒙山区的坦埠、岸堤一带，调廖容标任四支队司令员，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这时赵杰应出任四支队副司令员。另一个节点是1939年初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四支队在山纵第一期整军期间健全领导班子时廖容标出任支队司令员，赵杰出任副司令员。笔者倾向于认同第一个时间节点。在搜寻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在致郭洪涛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据此推断，四支队在恢复八路军番号的过程中，开始健全领导班子与机关，向正规化部队迈进，廖容标和赵杰的到任是一个标志。

关于独立一师的旗帜

在笔者所阅见的有关党史记述中，几乎没有提及四支队改称抗日联军独立一师后的旗帜一事，但同四支队一样，独立一师也是有旗帜的，只是改了一下样式。

在1984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举行的《中共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审稿会上，赵杰讲道：“旗帜有两面。四支队的旗帜与‘独立师’不一样。四支队的旗帜上有镰刀、斧头；‘独立师’的旗帜为了搞统战，又加上了青天白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历史细节，但搞清楚这个细节，对于今天以至将来研究徂徕山起义与四支队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都会是必要的、有益的。为了能够验证赵杰回忆的这个历史细节，笔者查阅了众多资料，发现如下线索。

1982年8月20日，黎玉在青岛邀请部分亲历者一起座谈徂徕山起义的情况，座谈中，曾任四支队一中队副指导员的李萍发言时问道：武中奇回忆是绣“游击”二字的旗子“后来是什么时候改成青天白日旗了？”

1983年5月23日，黎玉在高克亭陪同下，在泰安地区第三招待所召开老干部座谈会，有党史工作者在场。曹礼琴（时任泰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在发言时提到：“独立一师还有个旗哩。在南上庄（指郭洪涛到山东后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的地点）时我还记得这个旗子。”

李萍和曹礼琴提到的细节给赵杰记忆独立一师也有旗帜一事提供了佐证。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第一，独立一师是有旗帜的；第二，独立一师的旗帜与四支队的旗帜相比较，样式有了变化，没有了镰刀、斧头标志和“游击”二字，出现了青天白日这种明显带有统战色彩的标识，这与将四支队改称抗日联军独立一师的含义是一致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部队虽然改名和换旗了，但其性质并未改变，全体指战员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并未改变，这仍然是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参加独立一师也是参加革命。正如黎玉在座谈会上讲的：“这是个历史事实（指四支队改称抗日联军独立一师），好多人填历史时就说我参加了独立一师，洪涛同志的墓上不也是独立一师师长嘛。”在一些史料记述中，从独立一师名称的出现（1938年4月上旬）到取消（1938年6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在其活动轨迹的叙述时仍采用四支队的称号。从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原则出发，不必回避，应如实记述独立一师的活动及其飘扬的旗帜。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历史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党史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党史的探索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不断补充、修订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如何研究党史呢？毛泽东早在1942年3月30日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作了清晰的提示：“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在徂徕山起义研究中，展现四支队真实、立体、全面的发展历程，不仅是追求真实历史的必需，也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致敬，因为可信、可爱、可敬的老八路形象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