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勃

1938年3月8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启程赴延安，4月2日，黎玉一行5人平安到达延安。8月21日，黎玉同奉命到山东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张经武带领中央选派的100多名党政军干部和从抗大、陕北公学“争”来的毕业学员启程回山东。12月1日，张经武、黎玉一行到达省委驻地沂水县岸堤镇（今属沂南）。今天，我们回顾黎玉历时近9个月的延安之行，能看到什么呢？

黎玉的初衷

徂徕山起义成功后，四支队即勇敢地冲进抗日战场，手持简陋的武器，不惜流血牺牲，打击日本侵略者，震慑汉奸卖国贼，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但在带领游击队奋勇杀敌的斗争过程中，省委和四支队的领导者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敌后游击战争怎么开展？抗日根据地怎么创建？部队向哪个方向发展？部队怎样才能发展成能打硬仗的铁军？怎么能及时顺畅地得到中央的指示？最直接的问题是：部队的衣食问题怎么解决？“各支队给养仍依赖募集，向外作战时苦无饭吃”“棉衣鞋子未解决”（摘自张经武、黎玉给中央的报告语）。更使省委和四支队领导苦恼的是，由于交通不畅，又缺乏现代通信手段，他们既无法及时将山东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又无法准确地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政策策略，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中，方向不明。没有明确的方向，怎样统一思想认识呢？

2月23日，省委和四支队利用征战间隙，在新泰刘杜镇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发展方向，研究解决面临问题的方法。如何在敌后坚持持久的游击战？怎样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于省委和四支队来说，这些是崭新的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发展方向上，有的人主张回到熟悉的地区（如莱芜）建立根据地，有的人建议开辟新的更广阔的根据地（如沂蒙山区）。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却又一时难以说服对方。这实际上还是因为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导致的。大家在讨论、争论中逐步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应该把山东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中央，请求中央指示，争取中央给予支持。会议之后，省委和四支队兵分两路，北路一大队北上莱芜等地活动，南路二大队南下费县蒙山前的平邑一带活动，黎玉随二大队一同南下。省委交通员武思平从延安回来后，带来中央要求山东省委在3月底前后向中央汇报山东抗日武装的发展情况。鉴于此，黎玉决定亲自到延安汇报工作、请求指示、争取支持，要干部、主力部队、电台。尽管当时鲁南战事正紧，但为抗战计、为全局计，黎玉已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踏上充满未知的延安之行。

毛泽东的战略思量

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始终密切关注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毛泽东都以高屋建瓴的全局观与敏锐的预判力提出了独具慧眼的指导意见。高手对决，胜负不仅仅决定于当时的态势和力量对比，更在于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强调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1月8日，太原失陷后，毛泽东认为：华北正规战争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因而，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主力在山西的四角实行战略展开，相互策应，建立抗日根据地。

尽管战局在急剧恶化，国民党军委会仍以“战区”“防区”等借口，禁锢和限制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及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将八路军的活动区域限定在山西，这显然是对统一战线合作抗日的阻挠和破坏。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思考各种准备工作，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最坏局面，筹划创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为能坚持持久抗战，建立巩固的战略支点是必不可少的。

从1937年底开始，毛泽东就在不断地思考除山西及其周边地区外，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以期更多地建立能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朱德、任弼时的电报中提出，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2月30日，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给陈绍禹、周恩来等，提出在长江南北建立两个主要军区（苏浙皖赣边军区和鄂豫皖军区）及几个辅助军区。1938年2月8日，毛泽东提出派精干部队去热河、河北交界处的雾灵山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示新四军集中在苏浙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3月6日，毛泽东致电朱瑞：“晋豫边很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同日，毛泽东还复电彭雪枫，望以大力发展鄂豫皖边地区的工作。3月24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提出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的任务。

从华北以至全国看，山东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众多的人口以及丰富的物产，自然会成为各方的必争之地，作为战略家，毛泽东不可能不关注山东。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设想：在冀、鲁、苏日军力量空虚，晋、察、绥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派第一一五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认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当然，这只是在毛泽东战略思量中关注到山东的设想，当时并没有实际的行动部署。

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6处必须力争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豫赣边区。3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这“四个区域”大致是晋东北一带的晋察冀地区、晋西北的晋绥边区、晋东南的晋冀豫边区和冀西南地区。毛泽东提到的地区为什么不包括山东呢？

黎玉在延安

黎玉到延安后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山东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随即，毛泽东接见了黎玉，两次长谈令他兴奋不已。4月5日，毛泽东即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3个月内由70人发展至1200人、800支枪。”

黎玉从4月2日抵达延安，到8月21日与张经武一道带领100余人的干部队伍启程返山东，历时4个多月。黎玉为什么会在延安停留4个多月呢？这期间又有什么重要节点吗？搞清楚这些历史细节，对我们加深认识这段历史及其内涵是大有助益的。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黎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称赞了山东的工作，并介绍黎玉给大家认识。1983年5月15日，黎玉在泰安党史座谈会上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当时）在延安开了些干部会，主席在那儿介绍我，说山东很有前途呀。”既没介绍具体的会议日期，也没介绍完整的会议名称。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时隔40多年，仅凭记忆是很难完整准确地记清一些历史细节的。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能否找到一些旁证呢？相关史料记述是“几天之后”，从4月5日到4月15日期间可以划入“几天之后”的范围内，我们来看看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据《毛泽东年谱（中卷）》记载，4月5日至15日，毛泽东参加的活动有5个，分别是：4月5日在陕北公学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演讲，4月9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4月10日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4月11日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会上讲话，4月15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汇报和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的说明。从这五次会议的内容看，首先可以排除4月15日的会议，因为黎玉不可能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且该会议内容与山东无关。4月5日、10日、11日的会议主题性质明确，分别是：4月5日，国共合作问题；4月10日，统战下的文学艺术发展问题；4月11日，国防教育的任务问题。这3次会议的主题与山东发展抗日游击队没有直接关联，毛泽东怎么会在这种会议上称赞山东白手起家发动抗日武装，又介绍黎玉呢？因此，毛泽东请黎玉参加4月9日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可能性最大。从抗大教育的宗旨来看，就是在培养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骨干作用的军政干部，这也是山东发展抗日游击队最需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抗大学员要学到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要学做干部，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这些要求与山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需求十分吻合，因此，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介绍山东白手起家发展游击队、表扬山东工作、介绍黎玉跟大家认识不是自然贴切、顺理成章的吗？从更深的层次去考虑，毛泽东在这批学员入学之初便大张旗鼓地表扬山东、介绍黎玉，不是一招高明的伏笔吗？“山东是一个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阔天地，你们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这是在为山东、为黎玉“站台”呀。足见他对山东的关注、对黎玉的支持。

黎玉是1938年8月21日与张经武一道带领160余人的干部队伍踏上返鲁之路的。从4月2日到延安算起，时间过去了4个多月，黎玉为什么在延安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呢？原来，黎玉在随毛泽东出席了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后，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了武汉，找周恩来商讨请罗炳辉到山东负军事总责的事情。去请罗炳辉，黎玉急不可待。这个时间约在4月中旬，因而错过了为郭洪涛等去山东送行的时机。由于战事正紧，交通不畅，黎玉辗转到达武汉已是4月底。虽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黎玉还清晰记得到武汉的那天正好碰上日军飞机对武汉的大轰炸。据史料记载，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爆发了中日空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空战。69架日军飞机空袭武汉，中国飞行员与苏联援华飞行员奋起迎击，以损失战机2架、牺牲5人的代价，击落敌机21架，日军飞行员2人跳伞被活捉，日军大败而逃。许多武汉市民不顾危险仰天观战，目睹了许多日机或凌空爆炸，或拖着黑烟坠落，莫不拍手称快。另据史料载：参与策划徐州包围战的南线日军华中派遣军拟定的作战计划是4月29日开始行动，日军此时空袭武汉，也有配合徐州会战，转移中国军队注意力，威慑中国军民的企图。由于罗炳辉因正在推进的统战工作一时难以脱身，周恩来提议改派张经武去山东，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提议。5月6日，毛泽东电示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派张经武到山东。”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党政军干部去。”据此研判，张经武、黎玉自武汉返回延安的时间应在5月6日之后至5月20日之间。

黎玉回到延安后，于8月21日与张经武一道率队返回山东，又停留了约3个月，这是为什么呢？黎玉到延安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要干部。中央和毛泽东也深知山东工作的困难，明确表示要给予全力支持。这些干部只能是从抗大毕业学员中选调或从在延安的各党政军机关、学校、部队中抽调，这项工作的达成是需要时间的。抗战形势发展迅速，到处都面临领导骨干极其缺乏的情况，从哪里能抽调人员？选调什么人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注重培养干部。早在1936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创办红军大学，毛泽东作为学校教育委员会成员还亲自兼任教员。8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一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其余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队培养干部以备形势发展所需的重视和先见之明。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军大学）第一期正式开学。1937年1月中旬，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红军大学创办早期的学习时间为6个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各地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对军政干部的需求猛增，抗大便将每期学习时间调整为4个月，每期大约3000人。

黎玉4月初到延安时，恰逢抗大第四期各大队陆续开学，其毕业时间要到8月上旬。因此，要从第四期选调学员，只能等到8月上旬。刘少奇在1938年6月28日给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的信中提到：“抗大学生在一个月后毕业。”这也为抗大第四期毕业时间提供了一个佐证。这封信还提到：“黎玉尚在延安，准备再带二三百抗大学生去，山东发展很快。”可见，中央及北方局对多选调一些抗大毕业生去山东是早有打算的。但实际成行的临时命名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后奉命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只有160余人，除去从延安各单位抽调的干部，抗大毕业学员实际只有100余人，远未达到设想的“二三百人”的数量，可见当时各地对抗大学生需求之迫切。

抗大学生未达预想数量，原先属意的罗炳辉也未能成行，毛泽东是怎样兑现对山东的支持的呢？有一个细节可以关注，刘少奇给杨尚昆的信中说：“关于（晋西南特委）干部问题，军事负责人决定调黄春圃（即江华）来，但他现（患病）暂不能来，毛主席又有调黄春圃去山东的提议。我想还是派到你们处。”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是：黄春圃（江华）与张经武、黎玉一起到了山东，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看来，还是毛泽东坚持把黄春圃派到了山东。随张经武、黎玉一同到山东的还有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抽调的一批领导干部，如吴仲廉、胡奇才、吴克华、徐斌洲、刘海涛、高克亭、马千里、徐元泉、华楠、鲍奇辰等。中共中央、毛泽东为发展山东竭尽全力。黎玉不虚此行。

大刀阔斧的山东布局

由于党内交通不畅，中共中央、毛泽东原来对山东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充分了解黎玉带来的山东情况后，莫不兴奋异常。显然，这是一个历史契机，毛泽东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呢？

情况明则决心大，毛泽东曾经的战略设想有了可以实施的扎实基础，并且，毛泽东从山东的工作实践中发现、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用以指导全国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加得心应手。4月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设立游击司令部的意见。4月2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在开辟新区时，“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复电项英时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为了迅速展开山东的工作局面，毛泽东根据山东的实际需求，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派在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熟悉党政军各系统工作特点的郭洪涛率50余名党政军干部、带两部电台于4月21日出发赶往山东，于5月20日抵达省委驻地泰安县邓许二庄。根据中央的指示，郭洪涛等重组山东省委，研究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并报请中央批准。省委下大力气恢复、发展全省党的组织系统；初步整理各地发动的抗日游击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基干游击队恢复使用八路军名义；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民党正规军石友三部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迅速呈现出新局面。

黎玉在与毛泽东的长谈中曾希望中央能派骨干部队到山东，最好能派个主力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尽管有所考虑，一时也难以付诸实施。黎玉对要主力团到山东一直念念不忘，1938年10月11日，张经武、黎玉带党政军干部及抗大毕业学员100余人回山东途中，在第一二九师师部黎城停留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发电报，再次申明希望中央派主力部队到山东的迫切心情，电报说：“我们认为中央决定派一主力团作为骨干，创造根据地及政权是万分迫切的问题，我们要求最好迅速决定，随我们同去，以便更快地实现以上任务。”也许黎玉、张经武尚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于派兵到山东的问题早有考虑，并作了相应的部署。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及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电报中就指出：“那边（指山东——笔者注）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就在8月21日张经武、黎玉率队出发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告知张经武、黎玉率队前往山东，并指示：“已嘱张黎往见彭刘，请彭刘酌派一营左右兵力装作游击队交张黎领去作为骨干。”原来，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调动是受国民党军委会三令五申禁止的，就连几百人的一个营都不能公开调动，足见当时八路军的活动是多么困难。刘伯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正在冀南一带活动的津浦支队孙继先部抽调一个营在南宫等待与张经武、黎玉带领的干部队伍会合，一同开赴山东。张经武、黎玉回到山东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938年12月27日分别就任新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政委。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急剧变化的形势迫使日本侵略军、国民党政府作出战略方针上的重大调整。日军的战略重点逐渐转向“确保占领区”，加强了在华北的兵力，将新编成的第十二军4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国民党也在调整部署，在敌后新设立鲁苏战区，派遣东北军两个军进入山东腹地，同时，其委任的山东游击总司令部先后整编了各地方游杂武装3个师、23个保安旅、48个保安团及其他武装。

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总结了16个月抗战的基本经验，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提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想法。早在5月20日徐州失陷后，毛泽东就准确地预判：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可见，毛泽东对于在山东的布局早有考虑，黎玉提出派一主力团到山东的要求与毛泽东的考量是吻合的，只是当时毛泽东对山东的情况还不够了解，而且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条件还不成熟。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决心逐步明确起来。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了“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的部署，并征求彭彭德怀的意见。28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12月2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布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山东进军。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下决心要把山东打造成共产党、八路军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在想尽一切办法为山东根据地提供支持和帮助。徐向前、朱瑞率领一批军事指挥员和党政干部于1939年6月底到达沂蒙山区，受令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

1940年1月上旬，据中央军委命令，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至鲁中沂蒙山区。抗大一分校后与八路军一纵随营学校（含山东岸堤军政干校）合并，为山东培训干部10854人，其中为山东纵队训练干部7100余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采取的各种措施支持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迅速发生重大变化，打牢了基础，为迎接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考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好了准备。1938年黎玉的延安之行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而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果断决策，打造出了山东全新的抗战局面。

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存在着必然。回顾历史，常常会令人思绪飞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