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党校

方真

2018年，生态文明正式写入了《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与治理中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对推动生态文明法治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新目标，也是生态文明法治思维的逻辑起点和归依。“共建”是社会成员参与生态文明治理，集中思维、集中力量构建生态文明治理系统的必然选择；“共治”是生态文明治理良性运行机制的基础，依赖社会成员共同维系社会生态平衡、协同推进社会治理进程；“共享”是生态文明治理资源、治理利益与治理秩序“红利”，是生态文明治理的结晶。

共建：“三元互动”的生态文明法治思维

“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元良性互动，以城市治理为例，主要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组织作用，推动城市治理“三元互动”发展。

“三元互动”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思维是生态文明法治思维的逻辑起点，在生态文明法治中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自治是生态文明治理的常态机制。生态文明治理需要确定基层组织自治权，形成自上而下、之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治理思维。二是社会调节是生态文明治理的保障机制。生态文明治理是一个动态融合的过程，多元主体、多种方式交互影响，以基层生态治理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自主参与性，明确主体资源分配权利，推动社会自组织持续发展。三是政府治理是生态文明共建的推动主体确定。政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生态文明治理划定边界的重要方式，目的是为了充分释放社会生态文明自治空间，调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性，让社会自身运转起来，并非强调政府主体性。确定政府在生态文明治理中的“机制划分”作用是为了进一步界定社会自组织权责，从而更好地激活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活力。

共治：“三治融合”的生态文明法治思维

“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一是将“三治融合”扩展为“多治并重”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强调“三治融合”，必须强调多位阶、多维度、多方式统筹推进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从生态文明社会治理到“三治融合”，不是单纯的加减法，而是生态文明治理效应上的乘数效应。同时，“三治”仅仅是乡村基层治理的一个开放性的治理结构，只是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生态文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所有的“多治”方式都必须围绕“三治”实施。二是实现“三治融合”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三治”具有高度的自治性，生态文明法治是一种外部行为秩序，生态文明德治是人的内心秩序，生态文明自治强调了个体自我约束，“三治融合”具有现实呼应性。三种治理方式统筹到生态文明基层治理体系内，形成内在的区块关系，相互协同，实现乡村生态文明自治目标。三种治理方式各司其责，协调社会组织内部关系，表面上相互独立，隶属于生态文明治理不同层面，实质上是内嵌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模式。同样，“三治融合”需要确定主体权责，自治、德治、法治间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了相互耦合关系，其内涵和相关机理是非常明确的。

共享：“四化目标”的生态文明法治思维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这四个目标从不同维度描绘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趋势，是社会治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生态文明法治思维的归依。

社会化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源泉。社会参与、公众自觉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善治”是社会化的理想目标，意味着政府与公民共同治理，达到最佳的生态文明治理状态。“以人民为中心”“主体共同参与”是推进社会化的基础，需要强调治理的社会属性。法治化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法治思维与解决生态文明治理矛盾纠纷融合，不仅仅是生态文明治理方式层面的法治思维，也是治理模式规范、标准运行的范式，更是将法治思维与生态文明治理各层面相结合的模式。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内容，生态文明治理法治化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基本的方式，法治化本身就蕴含着法治思维，综合运用法的基本价值和精神推动社会治理，规范治理主体权利与义务，维护治理规则，促进社会公平。智能化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形态调整。需要正确看待社会治理成果，努力寻求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关系，寻找新型社会意识形态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最佳价值定位，推动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变革。专业化是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论断。专业化是各种治理模式、治理手段作用于生态文明治理的最终实践成果，同时将专业化治理队伍运用到生态文明治理中，推动生态文明治理标准化、专业化发展。但是，专业化必须建立在生态文明法治轨道上，才能更好地规避生态文明治理中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