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锋

（七）

孔子本质上是个教书先生。除去在鲁国4年的从政经历外，孔子将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于以授徒讲学培养那些有信念、有责任、有情怀的仁人君子。

孔子把理想人格分为君子、仁者、圣人3个层次：圣人指尧、舜那种能安定天下的人，仁者指微子、伯夷那种能修己安人的人，君子指那些能通过不断修习逐步近“仁”的人。圣人、仁者是做人的理想目标，而培养君子则是教育的现实目标。孔子将儒分为“君子儒”“小人儒”两类。“小人儒”是指那些只具备某些专业技能的人，而“君子儒”则指那些既具专业技能又能心系天下的人。孔子所要培养的不是仅有“成器”之用的“小人儒”，而是具有“不器”之才的“君子儒”。

孔子认为，培养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于君子而言，志于道，就是确定生命目标，追寻天地大道；据于德，就是寻求处世依据，建立人生基础；依于仁，就是坚定成长态度，能够达人律己；游于艺，就是致力精神丰满，实现人格提升。

君子所需要的技能有“小六艺”和“大六艺”。“小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与古希腊育人所注重的文法、修辞学、雄辩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七艺”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大小“六艺”中，孔子尤重诗、乐。诗是陶冶性灵、人格的方法。相传孔子曾多次到访位于大汶河南岸的泰安市宁阳县鹤山乡。《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描写的即是大汶河此段的美好景象。诗教的效用在于可以用诗“兴观群怨”：兴是比类，是热爱社会的艺术表达；观是洞察，是了解社会的世间情怀；群是交流，是融入社会的聚合互动；怨是批评，是劝喻社会的独立人格。

孔子把乐教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孔子精通乐理，善于弹奏，有着很高的音乐素养。他描述乐曲演奏的4个阶段：翕如，纯如，皦如，绎如。“翕如”为开场，乐器合奏，氛围热烈；“纯如”为展开，诸音舒展，纯净和谐；“皦如”为起伏，节奏分明，抑扬有致；“绎如”为尾声，余音袅袅，连绵不绝。春秋时期，最有名的音乐有6种：黄帝之乐“云门”，唐尧之乐“咸池”，虞舜之乐“大韶”，夏禹之乐“大厦”，商汤之乐“大濩”，周武王之乐“大武”。孔子访齐时，在今临淄古城东南的韶院村听到韶乐，竟沉醉其中，一连3个月，吃红烧肉都觉得没有味道。

生活中的孔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孔子有着生动的个性。他爱说爱笑，也时常发脾气、训斥人；他喜欢美味、喜欢音乐，生活颇有些小资情调。孔子的弟子也各具特点，如颜回忠厚，勤奋扎实；子路性急，快人快语；子贡富有，办事通达；还有子夏严肃、冉求多才等等。在那个虽礼崩乐坏但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这些英才豪杰都有着活泼泼的真性情。

（八）

孔子与泰山的机缘并不仅仅表现在孔子言行与泰山的交集。孔子与泰山之间更为深刻与根本的通契在于孔子思想与泰山形神的气象相类与气质相合。

孔子生活的时代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称为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印度、以色列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以及中国的老子、孔子等。这些文化巨人奠定了东西方文化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来不断延续发展的人类文化传统。

两千多年前，东西方的思想家们都还没有形成以著述方式传播知识及思想的习惯，如现在所见孔子、苏格拉底的著作都是后人对他们言行的记录。孔子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编成于战国早期的《论语》之中。《论语》之“语”为言语，主要指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谈话；“论”字有编纂之义，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有《论语》20篇、492章，不计重文，计15836字。

《论语》是第一部儒家经典。识字不多的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对《论语》推崇备至，颂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东方的价值观念、思维结构乃至语言方式。从总体上看，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更注重在对自然界的观察中，进行概念的辨析判断和逻辑的归纳演绎；而孔子等思想家则更擅长形象直观的类比与对立统一的综合。

“比德”是中国式类比思维的特征性表现。所谓“比德”，即将自然物的某种属性特征与人的品德性情联系起来进行类比推论。古人用以“比德”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往往集中于山水草木、日月星辰等，如比德于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比德于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比德于松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德于星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山”字共出现9次，其中2次明确指泰山，4次用作以“山”比德。泰山以其独特的形神特征成为表达孔子思想的难得比德之象。

（九）

西汉大儒董仲舒首次将儒学的价值体系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萃取了儒家所崇尚做人应该拥有的5种品格，以极其简要明晰的方式搭建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体架构。“五常”之道源于孔子。孔子思想与泰山形神的相类相合具体地表现为“五常”内涵与泰山形神的象喻比德：泰山以其厚、直、正、道、实的形象气质特征全方位契合于“五常”之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涵。

泰山以其“厚”通于仁。春秋时期，儒家所倡导的德性林林总总，如仁、孝、忠、信、知、勇、诚、敬、恕、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宽、敏、惠等。孔子喜欢以数字形式表达德行标准，如四教：文、行、忠、信；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三达德：智、仁、勇；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还有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等。在所有这些德性中，仁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仁具有超越上述诸种具体德性的统摄性，是能通领各种具体德性的全德和首德。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但对于什么是仁，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不仅对“仁”，对于其他所有的德性概念，孔子也往往只讲“怎么做”，而不说“什么是”。后人对仁及其他德性概念的界定均是基于孔子针对不同人、不同情况所作点评与判断而进行的归纳与概括。

“仁”几乎涵盖了做人所有的美好品行：其一，仁者爱人。仁，人也；人，仁也。人与他人、人与世界进行沟通与联系的前提是爱人。仁者应当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推己及人，成己成人。其二，仁者自爱。《论语·雍也》：“仁者寿”。董仲舒认为，仁者内心清静，外无贪欲，心平气和，行为中正，所以才能接纳天地正气而养生。其三，仁者施仁。《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仁者要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民众，行仁政，事王道，使民乐而安，国安而强。

仁的基本内涵与泰山之“厚”十分吻合。泰山山体基础广大，雄浑宽厚，极易让人联想到厚道、厚重、厚待的仁者品质：仁是坦荡厚道、温良无私、爱人达仁；仁是厚重沉静、内敛持守、自爱崇仁；仁是厚待容众、宽怀广大、为政施仁。

泰山以其“直”通于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很难找到一个如义一样源远流长而又充满动能的概念。义的起源与宗教仪式中的宜祭有关。宜祭指比较隆重的祀典。宜祭时，不同族群按其角色的贵贱、亲疏、长幼分得羊牛等祭肉。久之，由祭肉的分配规则而衍生出对不同族群具有神圣约束力的责任与义务。由“宜”而“仪”，由“仪”而“义”，义的内涵亦由祭祀而程序，由程序而惩戒，由惩戒而规则，由规则而观念，最终成为个体行为与心理的评判标准，成为做事为人的衡量尺度。

德性之义，内涵有三：其一，义以为质。《论语·季氏》：“行义以达道”。义是“只当如此做，不可如彼做”的道德准则：可以不可以，义是依据；该做不该做，义是标准。同时，义亦贯穿于其他诸多德行之中，如仁义、礼义、道义、忠义、信义、情义等。其二，见义勇为。《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一个心系百姓、立于天地的真正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一定会勇于担当，毫不畏惧。在夹谷之会中，孔子不顾个人安危，维护鲁国利益；在任职大司寇期间，孔子按礼制将昭公之墓归其家族墓群中；陈恒弑齐君以自立时，孔子3次请鲁君攻打齐国。诸事均为孔子义举。其三，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认为追求利益不能抛开“义”。对于利益的取舍应当有节有度、恰如其分。

泰山挺拔伟岸、直冲霄汉的气度与正直、刚直、清直的仁者品质十分匹配：义是巍峨正直，是“质直而好义”，是做事为人的据义履方；义是雄健刚直，是“人之生也直”，是责任担当的义无反顾；义是峻峭清直，是“直道而行”，是进退得失的利不亏义。

泰山以其“正”通于“礼”。礼出乎巫。礼是由氏族社会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仪式逐步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仪节规范。虽然礼与义的起源都与祭祀相关，但二者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义所侧重的是因祭祀产生的内心体验及由此继而生成的道德标准，而礼强调的则是祭祀器物仪式以及由此而上升到社会与政治层面的行为规则。西周初期，周公在“分邦建国”基础上，总结前人经验，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尤崇西周。他搜集广备，损益因革，创立了其想藉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礼学体系。

孔子的礼学思想可概括为如下3个层面：其一，礼以立国。《论语·里仁》：“礼让为国”。孔子主张以“礼”来治理国家，认为唯有君行君礼、臣行臣礼，才能实现“天下归仁”。其二，礼以立家。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父母，是儿女；对于配偶，是夫妻；对于儿女，是父母；对于平辈，是长幼。《礼记·礼运》将人在不同角色中要遵守的不同规则概括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其三，礼以立身。《论语·季氏》：“不学礼，无以立”。礼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只有用“礼”的规范要求自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塑造和升华人格。

泰山“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三代之前的封禅之礼皆选择泰山。泰山是帝王封禅的正朔。泰山之正统、正派、正气与礼一脉相承：礼是祭祀之正统，是立国安邦的敬献之礼；礼是处世之正派，是长幼有序的传家之礼；礼是浩然之正气，是忠恕修身的君子之礼。

泰山以其“道”通于“智”。《论语》中的“知”主要有3种含义：一是认识。《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这里，知是“学”。二是知识。孔子重视已知的经验，强调对知识技能的切问近思。在这里，知是“识”。三是智慧。《论语·子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求知的目的重在丰富人生智慧，实现价值信念的确立和人格精神的提升。在这里，知是“智”。

登山须攀援，求知有过程。登山之“道”与求知之“道”颇可互鉴：其一，登山朝极顶，求知有目标。“朝闻道，夕可死矣”。修道能达仁，如登山可至顶。其二，登山靠坚持，求知须定力。求知谋道需要笃定坚韧。孔子曾讲过这样的道理，“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意即求知求道如同堆土造山，如果在还差一筐土就能造成山的时候停止堆土，山也就造不成了；而若是坚持不懈地一筐接一筐堆土，即便是在平地上，早晚也能把山造成。其三，登山择路径，求知讲方法。孔子把知识的丰实与智慧的增进统一于博学、审问、明辨、笃行之中。他转益多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强调学与思的统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破除偏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认为做人应不私意揣度，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他勤学不辍：“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泰山以其“实”通于“信”。《论语》中的信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诚信。《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学而》：“敬事而信”。二是相信。《论语·公治长》：“听其言而信其行”“朋友信之”。《论语·颜渊》：“民信之矣”。诚实不欺既是内在修养，也是外在行为。取信于己是做人的根本，取信于人是交友的根本，取信于民是治国的根本。

“人”“言”为信。儒家极为重视语言的实用意义和实用价值，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表述与记录，而且其本身即是人的行动与活动。立言与践诺一样，都具有神圣性。孔子素不喜“巧言令色”之人，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在儒家的心目中，仁者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呆、一点慢、一点木，似乎只有那些少言、慎言甚至不言的人，才厚道、忠义、守规、能用、可信。那些口若悬河、灵巧机敏、锋芒外露的形象，总与儒家的仁者形象相去甚远。时至今日，山东人对人的最高赞美仍然是“实在”。

泰山花岗岩构造紧密，质地硬实。泰山石的这种物理特性与信的朴实、诚实、忠实气质息息相通：保持本色，实在做人，方能获信任；待人接物，实而不欺，方能讲信义；秉持公心，实惠济民，方能有信用。

仁、义、礼、智、信，既相互区别，又有机统一。其中，“仁”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仁”之于“义”，仁为心理状态，义为道德原则；“仁”之于“礼”，仁为内在情感，礼为外在约束；“仁”之于“智”，仁为人伦目标，智为谋道途径；“仁”之于“信”，仁为求道结果，信是前提基础。同时，“五常”之间也存在着横向的交互关系。

“五常”之道使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使仁、义、礼、智、信的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在新的历史时期，“五常”之道要焕发新的生命力，就必须承续传统，立足当下，丰富内涵，守正创新。唯此，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守诚信、求大同的传统思想精髓，才能融汇于时代，引领于未来。

（十）

孔子与泰山，在历史的时空中相遇相生，相辅相成。

因为孔子，泰山方得其“仁”。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让泰山成为仁者德性的表达意象：

“泰山其颓乎”中的泰山是通乎天地的生命气象。孔子对鬼神等未知事情不肯定、不否定、不问询、不评论的态度，使人们对孔子的天命观众说纷纭。但无论孔子有什么样的天命观，泰山之于孔子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孔子十分尊崇敬重泰山。在孔子看来，泰山具有超然意志和神奇力量，每个人在泰山面前，都应知天命、畏天命、履天命。便是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紧要时刻，孔子首先念及的仍是泰山。泰山是孔子心中的天命泰山。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中的泰山是寄望山川的家国气象。泰山是鲁国北线的天然屏障，更是鲁国人的精神高地。由“泰山”到“鲁邦”，由一山而一国；由“岩岩”到“所詹”，由视觉而心态。伴随由山到国的场景移迁，景观直觉转换为心理认知，自然审美升华为深沉情怀。两行诗句，一山为镇。泰山寄寓了鲁国人观天志、循物理、体人道的美好愿望，承担了鲁国国泰民安的福佑希冀。泰山是孔子心中的家国泰山。

“登泰山而小天下”中的泰山是仁人君子的人格气象。你站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泰山是立身从道的德性视角：正己成仁必须立高起点，具大眼光；知大世界，有大胸襟；得大格局，至大境界。泰山是孔子心中的人格泰山。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此言虽非特指泰山，但泰山具有孔子所言之“山”的典型特征。为什么是“仁”对应“山”、“智”对应“水”，而不是“仁”对应“水”、“智”对应“山”？这关乎“仁”与“智”的内涵、“山”与“水”的特性。就物理特性看，山是稳固的、高耸的、默然的、宽博的，而水是流动的、低伏的、喧哗的、随形的。智者的品格匹配于水的权变、致密、畅达、持续，而仁者的品格则更像大山一样厚重、正直、沉静、包容。所以孔子进而讲，仁者久长，可得长寿；智者悦人，可得快乐。孔子在泰山找到了人与自然的节律同构，找到了臻于至善的进益途径，找到了“五常”达德的自然之象。

因为泰山，孔子更显其“圣”。孔子当世虽不得志，但死后却殊荣日隆。尤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不断被膜拜圣化。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至东汉，祭祀孔子已成为皇帝的必行公事。从汉明帝起，学校祭祀孔子成为常规。北魏时期，孔子被称为“文圣尼父”。隋文帝赠孔子“先师尼父”称号。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前加“至圣”二字，成为“至圣文宣王”。元代，又前加“大成”二字，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清代顺治皇帝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来又称作“至圣先师”。

泰山上较大规模祭孔设施的兴建始于明朝。明代嘉靖皇帝之前，泰山上的祭孔设施比较零星散乱。1560年，山东巡抚朱衡在泰山登山起点处建“孔子登临处”石坊，并同时谋划在岱顶修建孔子庙。经过前后27年的断续施工，孔子庙最终于1586年建成。孔子庙取学宫形制，供奉孔子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1637年，山东御史颜继祖在岱顶立“孔子小天下处”石碑。泰山祭孔格局基本奠定。清代对孔子庙等祭孔设施进行修茸增建。近代以后，孔子形象几经大起大落，但孔子在泰山祭祀中的地位于却随时势更易挫而复坚。

孔子，圣者；泰山，仁山。孔子与泰山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双重图腾。